1.战后发生的国际真迹争论（1）

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究竟是哪一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在国际上引**战。***

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中国沈阳戏剧性地现真迹而起，这在第一章介绍过。在此之前，普遍认为真迹大概已经消失了，因此也不曾有人挑起真迹的争论。

点火的是台湾文化人董作宾。

董作宾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在台湾的学术期刊及美国的杂志上公开主张，住在芝加哥的孟义所收藏的“元府秘”就是张择端的真迹。一九五三年还把详细的内容写成著作出版。所谓“元府秘”就是元朝的仓库。

现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清明上河图》，被董作宾判定是真迹。因为停泊在虹桥旁的政府船只上有着“枢密院”、“平章”等文字，符合北宋当时的政治体制，画中也可看到“官窑瓷器”、“棉花行”、“糖果蜜饯”、“南货行”等存在于北宋时代的招牌，这些都是证据。

但是，芝加哥的这幅《清明上河图》，有着与时代背景不符的炼瓦虹桥，很明显这不是北宋时代的作品。

大陆的徐邦达反驳董作宾的主张，他在一九五八年写下《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同一年郑振铎也写了《清明上河图的研究》。

两份研究都指出董作宾的矛盾及谬误，代表大陆提出反驳的这两位，背景都很有趣。

徐邦达在中国的绘画鉴定界是第一把交椅，他的鉴识眼光被称为“国眼”。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上海，精通古书画的鉴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重建北京故宫，重新搜集散落各地的书画，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郑振铎是民国时期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美术史却不是他的专长。战后他支持**，曾任文物局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两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由这么重要的人物来反驳”，宣传效果十足，邀请他们担任反驳的角色，可能也是国家的政策。

从相同的观点来看，董作宾是甲骨文的研究学者，也非中国美术的专家，他之所以要向世界主张芝加哥的那幅画是真迹，其原因昭然若揭——与台北故宫名人那志良撰写《清明上河图》的著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沈阳现《清明上河图》是一九五○年。这个新闻在大陆有报道，台湾当然也应该会知道。但是当时算是大陆单方面的主张，还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

在还没确定北京的《清明上河图》是真迹之前，台湾抛出关于真迹的论战，企图混淆视听。这样的目的，也可以在董氏的主张中看到影子。然而想从学术的角度说明其为真迹，却是证据不足，反而令人觉得矫。

考证画中的招牌，是中国人擅长的强项，就算不是专家，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因为蒋介石的决定，伴随着“中华民国”撤迁台湾，大量的故宫文物也运到台湾，这部分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的理论是“文物的所有者＝中华之王”，手里握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得到正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终有一日可以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出大陆。

照这个脉络，脍炙人口的《清明上河图》和“真迹”都不该缺席——但历史的因果却是溥仪被赶出故宫也把画带走了，因而没有运到台湾。

目前已知的是，台湾的清院本是清朝时所作，与张择端的北宋末期，时代差距甚远。虽然如此，台湾方面仍极力形塑这幅清院本是《清明上河图》中“最佳”的意象。

一九八四年九月台北故宫行的学术期刊《故宫文物月刊》，曾刊登该刊资料室所写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小镜头》一文。

文中指出“《清明上河图》散在世界各地，仅是本院即有典藏七幅，众多版本中以本院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最具盛名”。

此外，那志良也在他的书中检讨比较世界各地的代表性《清明上河图》，总结说：“《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风俗画，我们寻求的是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那个时代的实际景。”他同时斩钉截铁地说：“《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不止一人，如果说南宋时非常重视这幅画，真伪问题、是否有真迹、描绘的是哪个时代等，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