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性革命”真的到了中国吗（1）

2002年11月10日，我在“甘肃工业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性革命’的到来”的报告，据说吓坏了很多人。

这是我第一次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讲“性革命”的，说真的，我当时是怀着莫大的勇气（还有莫名的颤抖）踏入甘肃工业大学的。一方面，《非常日记》出版后，很多人都劝我好好搞文学创作，不要与性同流合污，要以一个作家扬名立万，千万不可当一名性学家，文学界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士也在不同场合说我的《非常日记》纯属炒作，到处批评我。应不应该再涉及性，的确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虽然我最终选择了，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想做一个作家，如此一来，我真的成了一位“性学家”。这使我颇为不安。另一方面，我在后来写作《非常对话》一书时，曾采访中国著名的性社会学专家、上海大学的刘达临教授，他认为，“性革命”不会在中国爆，因为中国有以中庸之道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调适，我当时也这样认为。我为这种提法颇为不安，后来我从人民网上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已经有了这样的总结，我便放心了。

报告在当地的几家报纸上都作了报道，有很多人半开玩笑半讽刺地问我：“‘性革命’真的到来了吗？”

一周以后，兰州某职业学校有关处室也请我作这方面的报告，因为这类学校大学生的同居行为更为普遍，性教育更为缺乏，可是，海报贴了不到两个小时后，据说是一位退休教授找到了该校校长，怒斥海报内容，于是，那位校长亲自前去把海报撕了。请我做报告的处长让我悄悄地去讲，我严辞拒绝了。

兰州大学新闻系的几个学生从遥远的榆中校区来找我，我答应了，可是后来也被取消了。我在兰州铁道学院讲过两次，是把性教育和文学混为一谈的，题目也被模糊了。我听说有很多学生写文章批评我，说我讲得太开放了。

“性革命”真的来到了中国吗？当然是真的，并非危耸听。

与欧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性革命”相比，中国人的确是在暗中进行着一场巨大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体正是青年。我想起在我上大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在团组织生活中讨论的是“大学生该不该谈恋爱”，而现在的大学生要求的是“学校应该允许大学生结婚”。不需我列举那些生硬的数字，从大学生要求结婚这一现象就可以确定，大学生的同居和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了。

这只是“性革命”的一项内容。相比于我们上大学时偷偷去看黄色录相，在暗夜里惊慌地进行**，当然是更为人性了。在过去的中国，女子年芳二八就可以结婚，男子最多也就二九可以过上正常的性生活，而现在这些年龄的男女却要在寒窗下苦读、压抑，所以，如果只是让性的本体回归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

该震惊的是另一事件。去年年底，传媒报道，在广州惊现“**游戏”。“**游戏”是近年来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间盛行的一种性活动，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超过500个“**俱乐部”，有些大型的**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大饭店，让多达4000人举行热如火的**派对。这是“性革命”的余续。洛杉矶**俱乐部负责人拉齐莱特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游戏的人大多是个性叛逆、长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人士多为30岁至40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夫妇。那些自然是当年的“性革命”者了。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派对。在欧美，**不是新鲜事，尽管大部分人觉得这种行为非常荒唐，但参与其中的人却自有一套说词，他们认为夫妻相处久了，难免厌倦对方，为避免生婚外，不如在彼此谅解的况下，透过**方式“疏解”一下。参与**活动的人多自认“思想开通”，他们坚信人性软弱，与其逃避现实、苦苦压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样的夫妇进行交换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