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5）

走进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谈开了。***公社主任神古怪。他频频点头，似乎在倾听，却又心不在焉。

这时，门外又走进四个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环形在我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了一眼，并不在意，继续恳切陈词。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继续频频点头，一面抬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罢。”

什么？他们说说？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问。我回答了，但有点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时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稳地说出最后一句话，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出的。执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冷峻。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公社主任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们走出他的房间，接着是搜查我那间破旧、低矮、阴暗的土砖屋。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在屋里屋外“深挖细找”，忽然忆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乡那天。身上总共揣着亲友们送的14元钱。那几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拥有钱币的最高额！在“革命化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年之后的今天，我身上竟连14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一身褴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稿《含丹的歌》。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载了我个人的一段生的“文革”初期的爱悲剧。这几乎便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从长沙迢迢三百里赶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大家都用难以喻的神目送我。我戴着手铐，冲他们微笑颔，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黄昏时到达位于长沙市东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旧时这儿有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动军阀何键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专门用以残害人民群众，屠杀**人。鹿洞里成了这座监狱的代名词，声闻遐迩。新中国接管了这一片建筑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来关押过不少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2．1970年逃亡与第四稿《归来》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他在1968年给我的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给他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信”中的话，不需要解释，人们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那个“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经竭力逃跑。长沙一些哥们儿掩护我，在工厂、旅店、乡村……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我又重新写起了《归来》。这部作品成了我最钟的爱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