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2）

文图互证，我们才明白，西汉三国以来，仙人所乘“芝盖云车”和“通明绣幰四望七香车”以及南北朝时《颜氏家训》所指的“长檐车”的彼此渊源。到了唐代便是“油碧香车”、“金犊车”。一般用牛拉，西北马多的地区也还用马拉。车制特征是罩棚多作覆瓦状，长檐上翻，做得格外波俏。（真正是古典阿飞式！）车后拖曳一条长长绣幰，高轮华毂，小黄犊特别肥壮，有的背上还覆盖一片团窠锦绣，油碧罩棚间施彩绘。车旁另外有个木支架，便于在雨雪酷暑时上面另加个油布罩棚，可以使骄阳雨雪不至于直接照洒车棚，又能保护牲口。

如照晋人记载，则晋代关于车子的使用还分等级，装饰各有不同。现实材料不够具体，我们便不能再说什么了。唯知道油碧饰车和当时流行绿沉漆还必然有一定联系，却又显然还有附会谶纬说“青盖自南来”受车用青盖的影响。根据这些会通知识，我们说，从此认识了北朝长檐车的形象和所以形成的原因，就有了一点谱，不会太错。如果想要恢复几种古代车形也不会怎样困难了。

“高齿屐”应即是史传中记载谢安闻知淝水战役胜利，怀着欣喜兴奋心，忙忽忽跑过门限时折齿的那种木屐。齐梁流行原因，也是仰慕王谢名士风流，有所效法，因之相习成为风气。一般对于屐的印象，多以为当如后世罗汉和尚脚下所穿，和近代日本木屐类似，屐齿即底板上两道横栏。历来注解也这样说。但从传世大量晋南北朝石刻画卷人物冠服形象分析，南朝贵族名士所有脚下穿的多是平底的，因此所谓“屐齿”的位置，就有了问题。可能不是在底下，指的或是前面作“”式向上翻起的部分。它可能起源于汉代的歧头履（长沙马王堆汉墓有出土实物可证）。到晋代才成为硬质，过门限时才容易碰折！传世顾恺之《洛神赋图》一侍从所着及传世《斫琴图》一高士所着，反映得格外清楚具体。《斫琴图》历来认为是宋人笔墨，时代晚，不宜称引，但是这个画卷中生产工具是晋，用具是晋，人物形象衣冠是晋，画中主题也和晋人嵇康故事等相切合。说是顾稿虽不可靠，说是东晋南朝以来旧稿的传摹本，大致不会太错！屐齿事明代人似已提出过。这当成个问题再提出，还是有意义的。

“斑丝隐囊”，隐囊即靠枕、引枕、拐枕，但是形象如何？却少有人提起过。画卷石刻中有三个形象可以参考：一在《北齐校书图》里，有个梳螺的女侍手中抱持的，得知原来是个长鸭蛋式样子。使用时则搁在背后腰间，龙门石刻病维摩，就倚靠着它从容论说佛法！斑丝当非锦绣，必指另外一种丝绸加工，而又是当时流行的材料，唯有斑缬近似，即在碧色罗帛上扎染玳瑁斑。敦煌曾出现过一些晋代实物，花斑和南方晋代缥青瓷器上的褐斑还十分相近。斑丝是否染缬，因为当时西北毛织物还有“斑罽”，而西南夷传上又曾提及过西南出“阑干斑布”，一时还难作定论，可能性却较大。至于到后来《高逸图》一高士所倚隐囊，则显然明白，作的是唐代大团窠式花锦纹样，《高逸图》虽有明代弘治间人题作晚唐孙位所绘，事实上，主题人物也是从晋南北朝旧稿取来，加以拼凑而成的。即以人物形象，主题部分即比孙位早，某些部分又必然晚。孙位既在西蜀，那会把成都出的图案锦画得不伦不类！

“棋子方褥”，汉代以来，“独坐”称“枰”，可见和棋枰必相近。即盛行用毛织物“毾”、“花罽”、“细旃”类坐茵。这种毛织物历来是西北名产，价钱相当贵重，买时论张不论匹。汉代锦绣价格照《范子计然》称齐国上等细绣纹锦一匹钱二万，这种毛织物若照班固文中所说，却比锦绣还贵得多！当时也有由天竺、大秦诸国进来作五色十色的，鱼豢著《魏略》曾提起过。除榻上车上使用，又便于郊游，敦煌北魏壁画中常有反映。从《洛神赋图》陈思王身边，一个侍从手中挟持的和邓县画像砖浮雕侍从挟持的看来，得知平时是和棋局一样折合起来，便于随身携带的（《斫琴图》中则做成小卷，应是虎豹皮做成的）。照形制说宜称“棋局方褥”。另有花纹或称“棋子格方褥”才合。因为晋代贵重丝绸称“七彩杯纹绮”，实物虽不得而知，杯纹多指连续方胜而。花纹得名是因为和羽觞形象近似，一般常作“”式，连续起来即成为棋子格图案。若原文称棋子不误，则当指团花而。西汉以来普遍应用柿蒂纹作装饰图案，空心砖部分装饰花纹和丝绸不可分，即有作棋子格中加柿蒂的。若重叠柿蒂即成团花，山东沂南汉墓藻井，即印有平棋格子中加这种团花的材料出现。比洛阳北朝龙门石刻洞窟顶部格子团花还早三百年，唐代团窠锦由之展而出，成为主要锦纹。或作小团花，也有可能。唐代敦煌壁画尚多团花坐毯或舞茵。又流行方尺铺地团花砖。显明还是由仿照地毯舞茵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