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节: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1)(1)

1.3节:同文馆之争――“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1)(1)

同文馆之争

——“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初次激辩

近代中国要自强自然要“师夷长技”,要学习外语和声光电化船坚炮利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儒学经典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做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外国船坚炮利的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但新知识依然没有地位,愿学者寥寥无几。

为改变这种状况,总理衙门王大臣奕?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他们预料到顽固派会坚决反对,所以在奏折中说:“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他们详细说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结果必然徒费金钱,无实际效果。他们特别驳斥了那种以“师法西人”为耻的荒谬论点。奏称:“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先上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若求自强,在朝廷则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则只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和帮助。

张盛藻地位、名望毕竟不够高,顽固派中权势最大、声望最高、管理户部(即全国财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于是亲自出马,递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他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所造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又说:目前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唯有依靠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将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所以请求朝廷立罢此议。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辞更具煽动性,在士大夫间形成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对此,奕?等人上折反驳说,倭仁之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他们在没有办理洋务之前,也是如此见解,但现在他们不敢像倭仁那样一味“空塞责,取誉天下”。他们认为,设立外国语文字学馆、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教练洋枪队伍、派人出国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的基础,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洋人之举动,我们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现在设法了解洋人自强之方,却议论纷纷,一误何堪再误!他们指责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在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计谋,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礼义为武器,以为这就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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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退(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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