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均势思想（3）

然而之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没有将这个同盟体系维持下去，也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以复杂的同盟维持德国主导欧洲的局面，更没有坚持以同盟体系维持均势，也没有理解和平对德国来说是多么宝贵。与此同时，同盟体系的复杂性也逐渐显露，威廉二世轻易地抛弃了俾斯麦辛苦多年凝成的“同盟-均势-和平”体系。

1890年3月俾斯麦辞职。在继任者莱奥·冯·卡普里维执政期间，德国的内外政策开始进行被称之为“新方针”的调整。在外交战略方面，德国先在结盟问题上出了转变的信号。俾斯麦曾经竭力维护的联俄防法政策不再受到重视，卡普里维在他的外交部顾问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坦的建议和影响下，拒绝延长1887年德国与俄国签订的为期三年的《再保险条约》。此举导致俄国与法国接近，双方于1892年签订军事协定。德国外交政策以德俄同盟的解体为标志进入后俾斯麦时代。

1894年克洛特维希·霍亨洛厄-谢林侯爵接替卡普里维出任德国相后，威廉二世的亲政**更为强烈，在不断加强对政府的内政及外交政策进行直接干预的同时，逐步将重大决策权集中于他一人之手。在此后与欧洲大国关系的调整中，德国寻求与英国接近的努力遭到挫折，对英政策开始出现逆转，与英国进行对抗的政策逐步形成。至此，德国完全背离俾斯麦长期维护的“满足政策”和结盟政策，在安全政策上丧失了其原有的稳定和优势。

德国的世界政策兼具“德国外交政策全球化”的不同方位和内容。第一，在非洲获取殖民地，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谋取军事据点；第二，保持和扩大在南美洲的政治及经济影响；第三，维护和拓展在近东和中东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卡普里维之后，军方开始在外交战略的决策问题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外交政策由此形成了外交政策适应军事战略的结构性特点。

当德国放弃同盟体系、转而谋取霸权的时候，英国立即警觉起来，因为英国的外交政策焦点之一就是是衡量欧洲大陆势，然后站在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

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曾对英国的均势思想作了这样的阐述：“从都铎王朝直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强国之间的均势。这就是说，让这个大陆上的强国通过互相争夺处于分离状态，从而在它们之间自然地形成均势。这种均势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使英国认定谁是敌人。这个敌人并不是名声最坏的国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国家对大不列颠或英联邦具有更大威胁的国家。”所以，对抗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英王威廉一世也曾说过：“如果我生在16世纪50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我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我现在是个反法的西班牙人。”也正是得益于均势策略，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唯一不需要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际最高利益的国家。丘吉尔曾说：“英国保住了欧洲的自由。如果没有英国执著地扮演着欧洲均势保持者的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18或19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之后登上欧洲盟主的地位。”英国的原则是抵制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大国力量过分强大，这也就是英国的均势应用，即“大陆均衡”政策。

但是，俾斯麦后的德国让英国很焦虑，1907年，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写了一个很长的备忘录，结论是：德国的政策是含糊不清和令人混淆的，英国一定不能允许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由此，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与半孤立政策，与法、俄结成了“三国协约”。与此同时，德、意、奥组成的“三国同盟”也出现了（1907年）。两大对立同盟的出现破坏了欧洲原有的均势，导致为了维持均势格局而建立的同盟体系僵化，也成为了一战爆的深层次原因。欧洲的均势为的是保持任何一个大国不能称霸，就此维持势均力敌的和平，然而一旦均势恶化为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那么就出现了均势的另一后果：大规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