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的力量（2）（1）

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尖锐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此时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但在现代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日战争爆，胡适感到自己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深怀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一步步加深。直到晚年，居住在台湾的他虽然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词，但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约法”一而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作的《科学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之科学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在台湾又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以及直到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老师辈”，闻一多是受其浸淫的“学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1946年7月15日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但就在几年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抱敌视态度。由亲蒋*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是促使他政治思想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思想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们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中，他们愤怒地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