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四”的力量（2）（2）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以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义。他不仅反对**，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反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反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自由的闻一多，实在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对**由反感而同，由同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而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闻一多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最后，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感的坚守和维护相当一致，确实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