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3）（1）

1905年1月，出使日本的大臣杨枢奏请立“变法大纲”，认为“似宜仿效日本”定国家为立宪政体。6月以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或联名或单独上奏要求立宪，有人还多次上奏，甚至具体提出以十二年为期。清政府八位总督中已有五位主张立宪，而主张立宪的巡抚和驻外使节更多，深受慈禧倚重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奕劻这时也支持立宪。在这种势下，清廷终于在7月16日布谕旨，同意出洋考察政治：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

现在决定派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

虽然此谕并未提及“立宪”，但这毕竟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标志，因此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有外国舆论认为这说明中国“已如梦方醒”，而“京内京外，学界、商界，欣然色喜，群相走告”，“学界谱诗歌，军界演军乐，商界则预备金花彩烛”，准备热烈欢送五大员出洋考察政治。11月末，清廷下令成立了考察政治馆，其职能是研究、编选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在预备立宪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步。经过一番曲折，五大臣终于在12月底离京，踏上出洋考察政治之路。

1905年清政府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废科举”。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展，科举制对新式教育、对社会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显然早已过时。虽然一些洋务大员和维新派人士对科举制度早就多有抨击，但一直无人敢正式提出废科举。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督抚、将军终于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警告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廷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明显比政治变革积极得多，当月即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除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这确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科举制的废除使社会统治的传统基础士绅阶层开始分化，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向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加快了传统社会系统的解体。新的社会结构，更需要新的治理方式。

如果说1905年以前，立宪派、革命派还过于弱小，根本不是清廷的“对手”的话，那么此时，它们的力量空前壮大，已可与清廷比试一番。此后，这三种力量的角力，最终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立宪派与革命派生激烈论战，最终以革命派胜利结束。立宪派之所以败下阵来，其实并不是其理论无力，而是其理论的基点是清政府能立宪。然而，清政府1905年在重重压力下迈出不小的一步后，却又基本止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攻击朝政的“谤文”历来都有，并不足怪，但这种“谤文”能得到普遍叫好时则大有深意。如果清廷在镇压革命党人时也能认真想一想诸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犯上作乱”之文为何能使人皆拍手称快，当不至对民意如此无知。同样，清廷也没有重视和珍视当它宣布“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时国内那种人心振奋、欣喜相告的民民意。对已处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来说，这确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得到举国称赞的举动。然而，它却没有依民顺民意在立宪的路上继续前进，而是踯躅不前。它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仿佛历史也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展。因此，它始终只是被动地“走一步算一步”。它已经丧失了1898年的机会，眼看着又丧失了1905年“开局不错”的机会。它，还能再次把握住历史的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