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2）（1）

革命力量大联合

1894年年底孙中山在海外创办中国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秋动了广州起义，这是革命者第一次武装暴动。***虽然影响有限，但这毕竟是孙氏革命事业的重要起点。

到1905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恰恰十年。在这十年中，孙中山颠沛流离，矢志不渝地为革命奔走，而国内形势也开始悄悄生变。孙中山曾于1900年秋动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他明显感到民心丕变：五年前的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亲人都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在这十年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随着国内新式教育迅速展、出国留学盛极一时，与中国传统文人迥异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数骤增。他们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成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上海和东京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在1903年前后，革命小团体纷纷涌现，并形成办刊办报、出书宣传革命思想的热潮，在短短两三年间出现的政治性刊物就有近二十种。卢梭、伏尔泰、华盛顿……悉数被介绍进来。有人撰文欢呼：“今者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吾党爱国之士，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迎之。”有“号角一声惊梦醒”之誉的《革命军》，更是宣传只有“革命”才能“扫除数千年种种之**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1905年4月，《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病逝于狱中，两年前曾引起巨大反响的《革命军》再引万众瞩目。1905年12月，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自尽，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钟》、《猛回头》亦再引万人传诵，甚至被“奉为至宝”，尤其是在两湖地区，“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革命思潮，汹涌而来。

在许许多多的革命小团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等。但就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而，这些团体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旧式会党性质，且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因而使革命派的力量大受影响。到1905年，随着形势的展，成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任务变得日益紧迫。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多方努力，将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统一起来的具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中国同盟会终于正式成立，并于当年10月创办了影响深远、在革命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机关刊物《民报》。同盟会将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汇集一处，因此力量空前壮大。自此以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但意义更深远的，还是中国同盟会制定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奋斗宗旨，而孙中山1905年10月在《民报刊辞》中，次将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清王朝的被动变革

对清王朝来说，1905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

从1901年慈禧在西逃途中颁谕同意“变法”开始，虽有诸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之举，但不外洋务旧议和几年前维新派的举措，几年来新政并无重大进展。但到了1905年，它终于不能原地不动了；而它的点点“进步”，则与立宪派的辗转推动大有关系。

立宪不是革命，而是在体制之内的改革，所以立宪派十分注重策动清政府内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要求立宪。在他们多方策动下，许多权要也认识到立宪的重要性。1904年春，不少大臣上奏，或要求派大臣出洋“考求新政”，或要求“一切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而出使法国的大臣孙宝琦则上折明应该立宪：“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这些奏折虽然并未打动清廷，却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立宪派深受鼓舞，加紧活动，赞同立宪的王公大臣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