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欲说 第六章（22）
即使今天，业已提前退休的“淑敏同志”，仍是一个喜爱读文学作品的女人。***成了省委书记的夫人，并没使她由此就喜欢起政治来。她认为那是他的事；而她自己的人生原则乃是——只有丈夫没有书可读，那是万万不行的。即使丈夫都是省委书记了，还是不行的。正应了那么一句话——文学之爱好一旦和人生了关系，就是一辈子的事了。但自从受过批判以后，她再也没有投稿的动力了。这主要也是为刘思毅作出的一份牺牲。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一部电影被禁演，而她写文章公开在报上替之鸣不平；偏偏那时，刘思毅也正面临着由县委副书记而县委书记的仕途转折。结果由于她那一篇文章的表，丈夫那一年没升为县委书记。刘思毅本人倒没什么怨，但他的亲朋好友，当年对她的怨可就多了。他们甚至指责她太过自私，只图自己一吐为快，只图自己满足了一下表欲，而几乎断送了丈夫的前程。经历了那么一件事之后，她就再也不是一个业余写作者了，而决心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读者了。也许是为了弥补一种损失，她更爱买书了，包括一切受到批判的书和一切**。在他们家客厅里的书橱里，就曾公然地摆着一排**。八十年代以来的**，几乎全了。倘知道自己缺少哪一本，她总是会想方设法搞到的。那种志在必得的劲头，有点儿像搞收藏的人。刘思毅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以后，有次曾对她态度较为认真地说：“同志，亲爱的同志，你得为我考虑考虑。这本书，还有这一本，这一本……我都奉命签过查缴令，还组织人在报刊上批判过。请多关照。请一定多多关照……”于是那些**从客厅里的书橱中消失了，但并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从此夫妻二人各有各的书房了，倒也算是在家庭中体现出了一种平等。而这种平等到刘思毅当上省委书记后依然如前……
在这一年的初一的上午，站在厨房的小阳台上，身穿睡衣脚穿拖鞋的刘思毅，吸着妻子雪中送炭似的送给他的烟，望着下方公园里那些年轻人自由自在的身影，思绪不禁回到自己当年那些恋爱着的晚上……妻子想得很周到，所以不仅到阳台上来告诉他一声那位不速女客是谁，还没忘也给他一盒烟。但妻子又想得那么不周到，没同时给他打火机。家里有三个阳台，如果他是在另外两个阳台上，那么即使有了烟，没有打火机，不管他多么想吸一支烟，那也是白想，只能看着手中的烟吸不成，很枉然地。幸而他是在厨房的小阳台上，唇衔着一支烟像笼中困兽原地转了一圈又转一圈，正不知如何是好，忽一眼隔窗望见厨房里的灶具，似见解危救难之法宝，这一位省委书记竟不禁双眼一亮。他轻轻开了厨房的门，闪进去，将灶具开了一下，凑着天然气那一环蓝莹莹的火焰，如愿以偿地吸着了烟。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眉梢和鬓角被燎焦了。但，尼古丁及时地使这一位只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困在阳台上的省委书记的心平静了许多……
当“淑敏同志”说了她那几句受到剧本感动的话以后，刘思毅以征询的口吻问道：“那你认为可不可以拍成电视剧呢？”
“淑敏同志”已经猜到，既然那个剧本出现在家里了，说明它是呈送给自己是省委书记同志的丈夫审查的。
她态度鲜明地回答：“为什么不可以？谁定了那么多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的金科玉律？如果是送给我审查的，我就批这么三个字——拍好它！”
当年的刘思毅，初辖全省，踌躇满志。说是有点儿春风得意也不过分。
他成心叹一口长气，笑道：“真替你遗憾，可惜并不是送给你审查的啊！”
话一出口，想到自己是省委书记，居然连一部电视剧剧本究竟可不可以拍摄这种杂七杂八的事似乎都成了职责之内的事，顿觉惆怅。本是嘲弄妻子的谑，却好像也有几分自嘲的意味了。
从那天晚上起，刘思毅这一位省委书记临睡前开始看那一部电视剧本了。二十集，每天晚上看一集，二十天以后全部看完。和妻子一样，他也几番大受感动，潸然泪下。全部看完后，联想那一封信，于是更加理解了编创者们的良好动机。是的，他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的动机是十分良好的。他们的意图也无非就是要表现表现异常年代被挤压在现实生活褶皱里的人性善良的动人之处而已。因为年代是那么一种人人自卫尚惟恐不及的年代，所以人对他人的禁不住的同和被禁止的善待，也就被衬托得十分感人了。惟其珍贵，故而感人，且促人深省。刘思毅于是明白了，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周兴文，强调“文革”十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其意何在了。于是他也忆起了自己所亲历的桩桩件件的感动之事。有一件事是他刻骨铭心终生也难忘怀的——他不知受了谁的牵连，在自己一无所知的况下成了与什么“逆流”有瓜葛的“阶级异己分子”，在一个小县城的中学里正给学生们上着课呢，突然被一些凶神恶煞般的人铐上手铐押上警车带走了，连审也不曾被审过一次，就被囚禁在一所破房子里半年之久。可怜他在当地无亲无故，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幸那中学里有一个才十七岁的给食堂做饭的女孩儿不信他是一个政治上有罪的人，千方百计打听到了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三天两头地来回几十里跑去看他，给他带去换洗的衣服、袜子、咸菜和叶子烟。他看出她是爱上他了，据实相告自己是有爱人的人。隔着有铁条的窗口，女孩儿双手捂面，哭得别提有多伤心了。斯时暮春，远处的田野呈现着一片片油菜花的金黄。更远处，一轮血红的落日吻着金黄的地平线。而那女孩，那一天前身扎着雪白的围裙，戴着雪白的套袖和一顶雪白的圆帽。她说那是当天食堂里刚给她的，在厨房干活时没舍得穿，为的是能崭新崭新地穿来给他看。是的，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楚楚动人。一身雪白的她，看去又是那么美丽，像“白衣天使”，也像戴孝。即使像戴孝，在他看来也还是美丽的。她临走时说，仍要来看他。说他是一个好人。说他替交学费的那一名学生，是她的弟弟。说：“我以后当你是我的一个哥哥来看你还不行吗？”——再来时，仍给他带一些必需的东西。只不过她脸上羞涩少了，矜持多了，每每显出一种很圣洁的模样凝视着他这个被囚禁的人。半年后他被押到了一处劳改农场，再也没见过那女孩儿。“文革”后他当上了大学老师，曾专程去往那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寻找她。然而物是人非，恍然如梦。只有一名老校工记得当年学校里曾有过那么一个女孩，因为经常偷偷跑去探望一个“阶级异己分子”，被学校“扫地出门”了。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她的弟弟。至于他们到哪儿去了，那就更没有人知道了。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一件事，刘思毅都没对妻子讲起过，怕没来由地也使她伤心落泪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