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欲说 第六章（23）
在这一个大年初一的上午，仅穿着睡衣和拖鞋的省委书记刘思毅，因为迫切地想要吸一支烟而被燎焦了眉梢鬓角的省委书记刘思毅，对着另一支烟后，居高临下望着公园里那些衣着鲜亮的女孩儿们的身影，头脑中不由得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当年那一部由他所“封杀”了的剧本，对于公园里那些女孩儿们男孩儿们是有意义的么？当今的她们和他们，是多么的喜欢追求刺激和娱乐啊！当今的时代，又是多么的善于在刺激和娱乐两方面花样翻新绞尽脑汁地提供满足啊！在要求与给予之间，在中国，以往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空前一致过……
非得用另外的某种文艺破坏目前这一种双向空前一致的局面么？
目前这样有什么不好？
文艺对社会的稳定所起到的巨大的无形作用，难道不是文艺应对社会所起到的最积极最正面的作用么？——在大学时期，刘思毅的文艺观并不是这样的，“淑敏同志”的文艺观当然更不是这样的。他们所接受的文艺观，是以“干预现实”为崇高使命的文艺观。在他们的大学时期，西方启蒙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家们，是备受学子们尊敬的。老师们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像革命者提到革命思想家的名字一样亲切，一样满怀敬意。曾有一位很执拗很认死理的老师坚持认为《悲惨世界》并非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实际上是宣扬人道主义至上的作品；《红楼梦》也并非一部政治小说，实际上是以为主线的家族兴衰小说；而且进一步认为，文学也罢，文艺也罢，除了“干预现实”的功能，还有欣赏的功能，消遣的功能，娱悦大众的功能。结果可想而知，他先是受到校方的严厉警告，不允许其利用社会主义的红色课堂“贩卖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低俗的文艺观”——他不服，心不服口也不服。于是遭到全系师生群激昂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还不低头认罪，于是被罢了教师资格。那位老夫子呢，迂腐得很，且愚顽得很，竟写了洋洋万余字的论战性文章，用蝇头小楷抄在十几张大白纸上，趁夜偷偷贴在中文系教学楼的走廊里。于是全校大哗，校方震怒。一辆警车驶入校园，将其当众戴上手铐，宣布其“利用反动的文艺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后把他押走了。他先是关在监狱里，后来被遣送到了劳改农场，“文革”中又被关入了监狱。当年的郝淑敏，对那一位老先生是非常同的，不止一次抱打不平地对刘思毅说那老先生的文艺观其实是更全面的文艺观。而当年的刘思毅，却是一名自内心对那位老先生进行猛烈抨击的学生。一则作为学生会主席，他必须战斗在尖锐斗争的最前列；二则他所爱读的那些无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告诉他——没有启蒙的文学和文艺，就不能唤起大众对平等与正义的要求；没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艺，“革命就没有了理由”。
是的。正是这样。
当年，“亲爱的淑敏同志”一在他面前替那位老先生鸣冤叫屈，他就毫不留地脸红脖子粗地予以反驳：
“一味鼓吹文学和文艺娱悦大众的作用，不是就等于宣布利用文学和文艺麻痹人民有理了吗？”
“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不是全都惯施此伎吗？”
“掩盖社会矛盾，粉饰太平，不对非公平非正义的社会现状进行揭露和批判，那样的文学和文艺，那样的文学家和文艺家，不是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了吗？”
是的是的。
当年的刘思毅，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刘思毅，他头脑里的文学观和文艺观，正是这样的。坚定不移，虔诚之至。
但是，后来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刘思毅，头脑里的文学观和文艺观，与当年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几乎在一切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文化艺术工作会议上，他总是要大讲特讲文学和文艺的消遣作用，娱悦大众的作用，以及难能可贵的稳定社会的作用。
他的名是——“同志们，我诚心诚意地请求大家，请将各种各样的文艺，变成各种各样的文娱吧！我们的时代需要歌声，我们的时代需要笑声。让歌声更多些吧！让笑声也更多些吧！在歌声和笑声中，让我们的文艺，在文娱化的喜人过程中获得新生大有作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