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欲说 第六章（25）
但是后来将被提拔为省委副书记的刘思毅，却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远离文艺。***因为他觉得，若一个人负有领导和管理文艺的职责，那么这一个人和文艺的关系，总归会变得有点儿不自然。他挺怀念自己以前不曾领导和管理文艺时和文艺的那一种关系。那一种关系比较朴素，比较朴实，甚至还可以说，比较的诚实。那时他是很喜欢和朋友们谈论文艺话题的。一个在六十年代就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学中文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一心想成为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一个特别具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并且尤其喜欢与人交流思想的人，经常与朋友们谈论文艺的话题，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是多么让人愉快的啊！那时，他和他的文艺界的朋友们的关系，才是纯粹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话题往往由文艺而历史而哲学而宗教而政治而方方面面，那时他的见解往往显得那么睿智，那么具有洞察力，那么透彻。那时他的语也往往是生动鲜活的，善于比喻的。而且那些比喻一向总是很具有幽默感的，令别人忍俊不禁。他不是那种一旦使别人笑了而自己却故意板着脸不笑的人。不，他从不是那样的人。他自己也笑的，一副颇得意的样子，向人表明他是很知道自己的见解和表达能力是有水平的。那时“亲爱的淑敏同志”总是以亲爱的脉脉含的目光从旁望着他，觉得他变得年轻了，一如是大学生时那么的可爱了。而朋友中有一位书法家便写了一幅条幅赠给他，十个遒劲的大字是“说峡山垂座，谈湖水在襟”。那条幅至今悬挂在他们现在的家里，仍是客厅里最值得别人欣赏的东西。但是自从他当上省委宣传部长以后，他反而失去了以前与人谈论文艺的那种风采。他对文艺以及一切与文艺相关的种种事的见解，分明地仅仅剩下了几条极其简单的原则。那些原则急功近利，既僵化得令别人难以接受，又坚定得令别人根本无话可说，根本无法再与他谈论下去。有时，他头脑里那些原则是非常令人愤慨的。好几次，来到家里的往日的朋友们忍无可忍，悻然而去。有的朋友临走时甚至抛下一句话——“你的家再也不是我愿意来的地方了”。还有的朋友，临走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鄙意。那时，“亲爱的淑敏同志”尴尬极了，心中也难过极了。当家门在朋友们身后关上时，他会一不呆呆地站在条幅前边，若有所思，一脸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神。有次“亲爱的淑敏同志”被不欢而散的结果刺激哭了，大声冲他嚷嚷，责问他为什么就不肯也耐心地听听朋友是怎么想的？而他说：“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不说，我也一清二楚。党领导我，我领导他们，这是一大关系。他们也应该清楚这一种大关系。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不是我的错，是他们的错。但我可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慢慢搞清楚他们没搞清楚的大关系。”
那会儿，在“亲爱的淑敏同志”的眼里，她的丈夫的话语和他的样子，冷静得令她实难理解。
她继续冲他嚷嚷：“但你别忘了人家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啊！人家并非企图搞一部戏反党呀！”
“我也没说他企图搞一部戏反党。我那么说了么？我不是只说他想搞的那部戏不合时宜吗？不合时宜，这就是我不允许他们搞那么一部戏的理由。此外不再需要其他理由。”
他的话语和他的样子，更加冷静了。
“不合时宜。”
这是刘思毅当省委宣传部长时的名。
而后来事实证明，如他所，文艺界的各方人士，一个个真的都渐渐远离了“不合时宜”的念头和冲动，都渐渐地开始亲和合乎时宜的创作理念了，并且一个个都由此而变得极其明智了。“亲爱的淑敏同志”曾以为，那对于他们一定会是一个既痛苦又漫长的过程。然而她错了，大错特错了。原来那过程既短暂也谈不上有什么痛苦，而一旦他们变得比较合乎时宜比较懂事了，他们每一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比他们深陷于以前那些很不合时宜的念头和冲动时快捷多了，容易多了。于是一度不登门久违了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又纷纷地重新成为省委宣传部部长家客厅里的常客了。他有时给他们下指示，有时和他们一道讨论，讨论时一如既往地开玩笑。一切融洽都是在摆正了大关系的前提之下表现出来的，也是在合乎时宜的大框架之下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