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欲说 第七章（4）
那也纯粹是出于安慰性的目的，仅仅那么一说坐入小轿车里立刻就忘了的话罢了。***
但她的话在村人们听来，意味着是一种郑重的承诺和保证似的。
而什么承诺什么保证，一旦和既是神话也是事实的事联系在一起，便使那神话具有了可持续的仿佛永不破灭的性质。
于是从此以后，谁家再生了女孩，就都学习着对她们进行“打包”了。
梦想变为诉求，诉求变为执著的追求。许多人家的父母，靠了那一种追求蔑视遗传学的常规，对之挑战。
再后来自然就天下大乱生“文革”了。
然而即使在“文革”的十来年里，家生女孩儿的父母也没放弃过他们的追求。他们明白中国总不至于会一直乱下去，正如“自然灾害”毕竟会过去一样。而只要天下重新安定了，那个留下神话的人儿便会回来的。神话本身便会回来的。由一个神话而变为多个神话……
在全中国的农民们还都非常的重男轻女的年代，那一个农村里的农民，反其道而行之，却都是有点儿重女轻男了。
梦想使然。
在全中国的农民们的头脑里还都没有什么商品意识的年代，那一个农村里的农民们的头脑中，其实已经有点儿初级的商品意识了。
神话使然。
只不过当年在自己们的女儿和金钱之间，他们还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们其实只不过希望通过女儿交换一种荣耀。一种心理的满足。只要女儿蹦出农村的广阔天地去了，纵使自己们一辈子仍将留在农村，亦大满足。
而他们的女儿，只不过想通过一双瘦而挺直的腿，改变是农家女的人生而已。
郑岚的父母，正是在那么一种神话持续的年代里生下了她的。
那已经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了。
郑岚她照例是从生下来没多少日子以后就被母亲细细“打包”过的。客观地说那对于婴儿的成长等于是虐待。小胳膊小腿自由自在地伸展，那该是多么符合活物天性之事。就算是一只小甲虫吧，倘被包扎住了动弹不得，那一种无奈又无助的苦楚也是可想而知的呀。何况是一个小小的人儿。睡着还则罢了，最难忍受的是睡醒了。屙了，尿了，小屁股被屎糊住着，被尿湿浸着，却仍动弹不得。更如同受刑罚的是夏天，苍蝇落在脸上，在眼角那儿嘬食眼屎，蚊子叮在脸上，贪婪没够地吸血；或有小虫子往耳里爬；那只有当成人生初期的苦难来饱尝。惟一能做出的抗议方式就是哭啼。往往哭哑了嗓子父母也没回来。父亲是很心疼她的，母亲一开始给她“打包”，父亲便唉声叹气地说：“你啊，你就饶了她吧！她究竟有什么罪，要被你那么的折磨？”
而母亲却往往说：“我是为她将来好，将来她就知道该感谢我了。”
母亲是一个长腿的身材高挑的女人。
父亲也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
有了这两方面的基因前提，母亲料定女儿的身材日后必是理想型的，于是每次给她“打包”时格外认真。那通常是她被奶足了奶以后。婴儿一天得吮六七次奶。奶前她有六七次获得解放的机会；奶后被父母逗着玩乐一小会儿，就该被“打包”了。那形很像是包粽子。也像是捆扎蟹子。只不过包粽子用的是竹叶，不是布片。而螃蟹是被赤身**地进行捆扎的。“打包”完毕，一个婴儿几乎就是一个活的小木乃伊了。尽管是婴儿，被“打包”的苦难经历得太多了，对于“打包”这一件事，往往也会产生本能的条件反射那一类的恐惧和反抗。而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对于她的恐惧，母亲也是予以怜悯的。母亲对她的怜悯，通过半哼半唱地说些温爱的话语来表达。等她一岁多了，听得懂母亲的只片语了，于是知道那些话语所表达的意思大致是——妈妈是多么爱你，所以才对你这样。等她两岁多的时候，临睡前母亲再给她“打包”时，就开始对她讲那个生在村里的神话了——从前咱们这个穷村子里有一户很穷的人家，他们家的女儿因为有一双出众的腿，所以不但自己日后出息到北京去了，还将父母也接到北京享福去了。而北京，是天堂。妈妈现在为你打包，也是为你将来有一双出众的美腿，也是为你能有那样的出息……这么复杂的内容，才两岁多的小小孩儿理解起来是困难的。但什么话架不住天天讲，月月讲，每天数遍地讲啊！结果是到她快三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能理解那一个神话的精神了。而且，似乎能从正面的意义接受“打包”这一件事了。仅仅“打包”是不够的，还须施加以思想的影响力。这是郑岚的母亲与村里别的女孩儿们的母亲的不同之处。那时“打包”已不再是令那个小小人儿恐惧的事了。一则习惯了，二则苦难的性质大大减少了。父亲为她编了一只柳条的睡篮，她睡在里边时，其上罩一块纱布，苍蝇蚊子和小虫无法再骚扰她了。而最主要的是，快三岁的她一旦理解了那神话的精神，主观上竟变得愿被“打包”了。如果世上有天堂，如果现在被“打包”，将来就可以去天堂，为什么偏不呢？当那个神话的内容被概括得更加简单明了以后，它成了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儿最初所理解的真理。或曰一种教义。她头脑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通过“打包”过程中母亲话语的不厌其烦灌输，分明也呈现出了早熟的迹象。以至于母亲认为，快三岁了，可以满地走了，不必继续“打包”了，她自己却小嘴吧吧地尽说些主动请求“打包”的话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