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何去何从

1992年6月3日，伦敦，财政部大楼

诺曼·拉蒙特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雨水顺着玻璃滑下，把窗外的大本钟切割成一片片模糊的色块。

他轻轻裹紧了一下身上的西装，六月份的伦敦不应该这么冷的。

“准备好了，部长。”秘书在身后轻声提醒道。

拉蒙特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新闻发布会大厅，手里的演讲稿已经被攥出细密的褶皱。

刚走进大厅，台下的闪光灯瞬间亮成一片。

他走上台对着话筒，尽力把声音压稳道:““英镑绝对不会贬值，英国也不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我绝不会放弃努力。”

台下记者快速记录着。有人举手问道：“部长先生，市场普遍认为当前汇率不可持续，您如何回应？”

拉蒙特的目光在那个记者脸上停了两秒。

“可持续与否，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他把讲稿合上，“下一个问题。”

当晚的BBC新闻，他的发言被剪成三十秒的片段，循环播放。次日清晨，英镑兑马克开盘2.81，跌了0.3%。

唐宁街10号，首相办公室的灯亮到凌晨两点。

梅杰双手撑在桌沿，看着那份德国央行最新回复声明。施莱辛格的原话被下属用红笔划出来：“德国没有调整利率的打算。”

“他们连‘暂时’都不愿意加吗？”梅杰的轻声自语道。

拉蒙特坐在对面，此时他的领口已经松开，早已经没有了大英绅士的风范。

他看着愁眉不展的首相，想说点什么，张开嘴，又闭上了。因为他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窗外的夜雨中，大本钟敲了两下，就像是在倒计时一样。

1992年6月17日，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总部

欧洲财长会议再次召开。

同样的会议室，同样的长条橡木桌。十二把椅子，坐着十一张疲惫的脸。

德国代表的座位空着。施莱辛格还没到。

拉蒙特今天提前二十分钟入场。他选了正对发言台的位置，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拿出那份他亲手修改了五遍的陈述稿。标题一行字：《关于欧洲汇率机制协同干预的紧急提议》。

他实在不想用“请求”这个词。

十分钟后，施莱辛格推门进来时，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开始吧。”德国人落座，没看任何人。

拉蒙特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

“各位先生。”他的声音比以前低了几分，“英国政府重申对汇率机制的坚定承诺。我们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英镑汇率。”

他顿了顿，手指在讲稿边缘反复摩挲。

“同时我们....请求德国方面考虑，在利率政策上给予成员国更大的灵活性。”

“请求”两个字出口时，他感觉到心里堵了一块石头。

法国代表莫里斯点了支烟，烟雾慢悠悠地升起来。意大利代表贝托利尼低着头，在笔记本上画着看不懂的符号。西班牙代表盯着茶杯，好像里面能长出答案。

施莱辛格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道:“德国央行的职责是维护德国货币稳定。两德统一需要巨额资金，通胀压力客观存在。加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拉蒙特。

“至于其他成员国……汇率机制允许调整。规则从没说过，汇率必须永远固定。”

拉蒙特握着讲稿的手慢慢攥紧。

“所以德国的立场是？”他需要对方把那句话说完。

施莱辛格没有回避，德国人从来不会回避！

“德国的立场是，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做出选择。包括汇率调整。”

会议室一片死静。

拉蒙特慢慢坐下。他忽然想起一年前，也是在这个房间，也是这张桌子。那时德国马克正在遭受国际空头的狙击，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这一切好像真的是一个轮回！

散会后，贝托利尼在走廊追上他。

“诺曼。”意大利人压低声音，像在交换情报，“我们也在扛，真的扛不住了。”

拉蒙特看着他。这个矮胖的男人眼圈发黑，领带歪到一边，早已没了去年会议上率先表态支持德国的积极。

“施莱辛格上周私下跟我说，”贝托利尼左右看看，“他说里拉确实高估了。然后呢？三天后我们的货币就被市场打穿了。”

他苦笑道：“最可笑的是知道结果后，我居然松了口气。”

拉蒙特没有说话，转身走向电梯。

电梯门关上时，贝托利尼的声音从门缝里挤进来：“他们不会救你们的，诺曼。德国人从来不是救世主。”

1992年6月20日，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银行

施莱辛格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美因河上往来的驳船。

助手敲门进来，轻声汇报：“总理秘书来电，询问布鲁塞尔会议的情况。”

施莱辛格没回头。

“如实汇报。”他说，“德国央行独立行使货币政策，不因任何国家的请求而改变。”

助手迟疑了一下：“是否需要对媒体发表更温和的措辞？”

施莱辛格终于转过身。他摘下眼镜，慢慢擦拭着。

“告诉英国人，我们理解他们的处境。”他把眼镜重新戴上，“但理解不等于同意。这就是答复。”

1992年6月21日，伦敦，唐宁街10号

梅杰把那封来自波恩的外交电文推到一边。措辞客气，用词精准，倒是每一个标点都是在和英国说“不”。

他抬头看向窗外，唐宁街的早晨永远有游客拍照。他们指着黑色大门，讨论首相今天会不会出门。一个孩子把脸贴在铁栏杆上，试图看清里面的世界。

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人也不知道，这扇门挡不住任何敌人。

拉蒙特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在房间里踱了两步，又坐回去。

“我们还有多少储备？”梅杰问。

“名义上四百亿。真正能动用的，不到三百亿。”拉蒙特把烟捏扁又松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需要时间，而且附加条件……”

他没说完。两人都知道那些条件是什么。削减公共支出，提高利率，进一步紧缩已经萎缩的经济。

“那就像往棺材里钉钉子。”梅杰说。

拉蒙特没反驳，他也无法反驳。

1992年6月25日，伦敦，《金融时报》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

“拉蒙特：英镑绝无贬值可能”

“德国央行重申绝不不降息”

“华尔街对冲基金增持英镑空头”

三篇报道排在同一版，互不相干，又彼此呼应。

梅杰把报纸折起来，放进公文包最里层。十五分钟后他要出席下议院质询，对面坐着的工党影子财政大臣已经准备好了二十七个问题。

助手递来最新的汇率报价。英镑兑马克，2.788。

他沉默了几秒，站起身，整理领带。

“走吧。”他说。

走廊里，一名年轻秘书匆匆跑过，手里抱着一叠刚打印出来的传真。那是来自哥本哈根、米兰、马德里的官方问询，其他国家此刻全部都在紧张地计算，英国会不会倒下，如果倒下了下一个会是谁。

窗外，六月的伦敦难得放晴。阳光穿过云隙，在议会大厦的哥特尖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但没有人感觉得到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