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特殊缘分
腊月二十一，获鹿联碱厂停了产。厂里安排年度设备检修，检修用不了多少人，家远的、活儿不急的先回家过年。建国和晓珍两个人手里都拿了一张放假条。
建国从车间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冬天天短，下午五点太阳就落了，等人洗好换好衣裳，外头早就伸手不见五指。他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一个小饭馆去了。高晓珍在这个小饭馆等他，说好了的，放假了喝一杯。
小饭馆是晓珍他本家一个叔叔开的，两间门脸，门口挂着棉帘子，窗户上糊着白纸，写着一个“酒”字。掀开帘子进去，热气扑面而来，混着炒菜的油烟味和旱烟叶子呛人的味道。几张桌子，几把条凳，墙角的炉子烧得通红，铁皮烟囱拐了两个弯从窗户伸出去，呼呼地冒着白烟。晓珍坐在靠墙的桌子边上，面前的搪瓷盘子里花生米已经吃了一半，酒盅也倒满了。
建国把棉帽子摘下来，往桌上一搁，一屁股坐下。晓珍给他倒了一盅酒，酒是高粱白，六十二度，倒出来辣眼睛。
“来，喝。”晓珍端起酒盅。
建国端起来，两人碰了一下，一仰脖，干了。酒辣嗓子，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建国咳了两声，拿起筷子夹了一颗花生米。
“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你的账还的咋样啊？”晓珍问。
“慢慢还呗。”建国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小萍过门以后跟着他一起还，两个人勒紧裤腰带，每个月工资到手先还债，剩下的才敢花。账本子他压在枕头底下，每还一笔就画一道杠，画了密密麻麻一页纸，可那债像座山似的，怎么挖都挖不平。
晓珍又给他倒了一盅：“嗯，慢慢还，急也没用。”
建国端起酒盅，没急着喝，看了晓珍一眼：“你呢？今年有啥动静没？”
晓珍没吭声，端起酒盅自己干了。他比建国大两岁，今年三十二了。在村里，三十二还没娶上媳妇的男人，已经算是老大难了。
这几年，高晓珍也相过几次亲。头一个是邻村的，姑娘长得不赖，可人家一听他娘有精神病，脸就拉下来了。媒人后来传话说，人家怕遗传，怕拖累。晓珍没说什么，点了点头，这事就过去了。第二个，姑娘倒是没嫌弃他娘，可人家要一千块彩礼，外加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晓珍把家底翻了个底朝天，连一分钱都没攒下，别说一千块，一百块都拿不出来。第三个，第四个，一个比一个条件差，一个比一个要求高。晓珍后来就不相了，省得折腾。
建国知道他心里苦，也不催，两个人闷头喝酒。花生米吃完了，又上了一盘炒豆芽，一盘猪头肉。猪头肉切得厚厚的，肥的多瘦的少，蘸着醋和蒜泥，吃着香。
喝到第三盅，晓珍把筷子放下，抹了把嘴：“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说。”
“我要结婚了。”
建国夹猪头肉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愣了片刻：“啥？”
“结婚，”晓珍又说了一遍，“年前就把事办了。”
建国把筷子放下，端起酒盅，没喝，看着晓珍：“谁家的闺女？我怎么没听说你谈对象？”
晓珍低着头，拿筷子拨拉盘子里剩下的豆芽，拨拉了两下才开口：“别人介绍的，藁城南边那个村的，姓胡，叫胡玉兰。家里就这一个闺女，底下没了。”
“人咋样？”
“模样还行，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说话轻声细语的。”晓珍顿了顿，“就是……精神有点问题，常年吃着药。”
建国的手在酒盅上停了。
“啥问题？”
“说不上来，”晓珍摇了摇头，“介绍人说是从小就有的，不犯病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能做饭能洗衣服能下地，犯病的时候……就是胡言乱语，有时候不认识人。她家里给她吃着药呢，说控制得还行。”
建国没说话。
“建国，我知道你想说啥，”晓珍端起酒盅，“可你想啊，人家不要彩礼。”
建国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不要彩礼，”晓珍又说了一遍，像是在说服自己，“一条烟两瓶酒的事。她家里说了，不图别的，就图我对她闺女好。她家在村里有两亩地，三间砖房，老两口就这一个闺女，以后那些东西不都是我的？”
建国端起酒盅，跟他碰了一下，喝了。酒烧得他嗓子发紧，可他觉着喉咙紧不是因为酒。
“可是万一……”建国话说到一半，停住了。他本来想说“万一她以后犯病厉害了呢”，可这话他说不出口。晓珍他娘犯病的样子他见过，那不是一般的辛苦。可是话说回来，晓珍家那条件，有个弟弟要上学，有个病娘要吃药，他自己在厂里累死累活也攒不下钱，哪个好人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
不要彩礼，就这一条，就把晓珍所有的顾虑都压下去了。
“我娘那个样子你也知道，”晓珍的声音低下去，“小军还在上学，我那点工资，养家糊口都紧巴巴的，哪来的彩礼？相了多少次亲了，不是嫌我家穷，就是怕我娘那个病会遗传。胡玉兰家里不要彩礼，也不嫌弃我，玉兰她自己也不嫌弃。她有病，可她不嫌我穷。你说，这不是缘分是啥？”
建国没接话。炉子上的铁壶冒着白气，咕嘟咕嘟响，窗户上的水汽顺着玻璃往下淌，把外头的夜色糊成了一团。
“你想好就成。”建国说。
“想好了。年前就把事办了，简单弄弄，不办酒席，就两家人坐一起吃顿饭。玉兰她爹娘说了，不讲究那些，人好就行。”
两个人一直喝到小饭馆打烊。建国骑着自行车往回走，冷风灌进领口，吹得他脑子清醒了些。月亮出来了，照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亮堂堂的，车轱辘碾过去，嘎吱嘎吱响。他想起高晓珍说的那句话——“她不嫌我穷。”这五个字说出来轻飘飘的，可掂在手里，比什么都重。
回到家，小萍已经把润生和知意安置睡了，自己坐在堂屋里纳鞋底等他。煤油灯搁在桌子角上，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忽大忽小的。
“回来了？”小萍头都没抬。
“嗯。”建国把棉袄脱了，搭在椅背上，坐下来。
“我哥难得请一次客，是有事吗？”小萍问。
“嗯。他说他要结婚了。”
小萍纳鞋底的手停了一下：“谁家的闺女？”
建国把事情说了一遍。没添油加醋，也没隐瞒什么，就是照实说。小萍听完，沉默了片刻，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继续纳。
“他想好了就行。”小萍说。
“我也是这么说的。”
小萍没再说什么，可建国看她的表情，知道她心里不踏实。
第二天，小萍回了娘家。
她嫁给建国以后，隔三差五就回去一趟，有时候带着知意和润生，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今天她是一个人去的，建国带着润生和知意去看澄玉了。
小葱花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冬天的太阳软塌塌的，没什么力气，可晒萝卜干足够了。她把萝卜切成薄片，一片一片码在竹筛子上，码得整整齐齐的，像一排排铜钱。看见小萍进来，她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
“咋这时候回来了？出啥事了？”
“没出事，娘，我问你个事。”
小葱花把小萍让进屋里。堂屋收拾得干净利索，八仙桌上摆着一盘花生一盘瓜子，墙上的年画边角卷了起来，可画上的胖娃娃还咧着嘴笑。小葱花给小萍倒了一碗水，自己也倒了一碗，端起来吹了吹，喝了一口。
“娘，我哥要结婚了，怎么这么突然？”小萍开门见山。
小葱花端着碗的手顿了顿：“有啥突然的，说好了就结呗。”
“你同意了？”
“他愿意就行。”
小萍愣了一下：“你不给他算算？我听说那姑娘精神上有点毛病，常年吃着药，这要是娶进门……”
“我从不给你们看这些。”小葱花把碗放下，声音不大，可语气里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算命算卦，越算越薄。人的命，算不算都在那儿，算多了反倒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你哥他愿意，那就是缘分。”
小萍没再说什么了。她帮小葱花把萝卜干翻了个面，又把院子扫了一遍，然后回屋陪小葱花坐了一会儿。
小萍走的时候，小葱花送到院门口，把一包萝卜干塞到她手里。
“给你婆婆带回去。”
小萍拿着那包萝卜干，站在院门口，站了片刻。冬天的风从庄稼地里刮过来，干冷干冷的，吹在脸上像刀割。她裹紧了棉袄，把萝卜干夹在胳肢窝底下，大步流星地往回走。
腊月二十六，高晓珍娶亲。
没有唢呐，没有流水席，可亲戚朋友们该来的都来了。晓珍家的院子不大，摆了三张桌子，堂屋里一桌，院子里两桌。小葱花天不亮就开始忙活，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肉，炸了丸子，蒸了馒头。邻居家的婶子们也来帮忙，择菜的择菜，切菜的切菜，灶房里热气腾腾的，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小军跑前跑后地搬凳子、摆筷子，脸上笑开了花。
院门口贴了红双喜，门框上挂了红布，老槐树上拴了一挂鞭炮，等着新人进门的时候放。
建国天不亮就到了。他帮着把桌子摆好，把酒盅筷子一一码齐，又在每张桌子上放了一碟花生、一碟糖果。
晓珍在屋里换衣裳，蓝咔叽布的中山装，是上个月刚做的，领口还带着折痕。他把衣服抻了又抻，对着镜子照了照——那镜子巴掌大，搁在窗台上，照不全整个人，他歪着身子看了半天，又把领口的扣子解开重新扣了一遍。
“走吧，别磨蹭了。”建国靠在门框上，点了根烟。
晓珍深吸了一口气，把梳子揣进兜里，跟着建国出了门。
拖拉机是晓珍他叔的，昨天就开过来了，油箱加满了油。车头上贴着红纸，系着一块红布，车斗里铺了干净的麦秸，上面垫了一条红花床单。建国帮他把一切都检查了一遍，晓珍跳上拖拉机，拍了拍旁边的座位。建国也跟着上去。
鞭炮响了，噼里啪啦的，在清晨的冷空气里炸出一团团白烟。小军捂着耳朵站在院门口，笑得露出一排黄牙。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起来，震得人骨头都发麻。冬天的凌晨冷得刺骨，风从车斗的缝隙里钻进来，像刀子似的割脸。晓珍两只手攥着车斗的栏杆，攥得指节发白。建国看了他一眼，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
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等到了玉兰家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玉兰家在村子最东头，三间砖房，院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院门口挂着一盏红灯笼，在晨风里轻轻晃着。
院门是开着的。玉兰她爹听见拖拉机的响声，已经从屋里迎出来了。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还是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可今天脸上多了一团红，整个人像是被什么照亮了。
“来了？”玉兰她爹说。
“来了。”晓珍说，声音有点紧。
玉兰她爹把晓珍让进院子。堂屋里亮着灯，灶台上热气腾腾的，玉兰她娘在煮饺子，锅里的水翻着白浪。看见晓珍进来，她擦了擦手，笑了笑，那笑容里头有高兴，也有说不出的东西。
玉兰从西屋里出来了。
她已经穿好了嫁衣，大红的棉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上抹了粉，嘴唇上涂了口红——大概是玉兰她娘给她弄的，抹得不太匀，嘴唇边上有一道红印子。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低着头，两只手攥着衣角。
晓珍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玉兰，我来接你了。”
玉兰抬起头，看了晓珍一眼，又低下头去，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嗯。”
“晓珍，”玉兰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把玉兰交给你了。你……你对她好就成。”
晓珍鞠了一躬说：“爹，您放心。”
玉兰出门的时候，鞭炮响了。这回是建国点的，挂在拖拉机旁边，噼里啪啦的响声在胡家庄的上空回荡，硝烟味弥漫开来，混着冬天清冷的空气。玉兰她娘站在院门口，捂着耳朵，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玉兰的行李早就收拾好了，一个红布包裹，一个樟木箱子，箱子是老两口当年结婚时的陪嫁，漆面已经斑驳了，可擦得干干净净的。建国帮她把箱子搬上拖拉机，玉兰她娘站在旁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最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塞到玉兰手里。
“拿着。”她娘说，声音发颤。
玉兰低头看着手里的红布包，没打开，眼眶红了。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起来。玉兰坐在车斗里，她娘站在院门口，两个人隔着越来越远的距离互相看着，谁都没挥手，谁都没喊，就那么看着。拐过村口的大槐树，玉兰她娘的身影看不见了，玉兰才低下头，把脸埋进红布包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晓珍坐在她旁边，伸出手，犹豫了一下，放在她肩上。玉兰没躲，也没抬头，就那么靠着晓珍的肩膀，一路突突突地往回走。
拖拉机开到村口的时候，鞭炮就响起来了。这回是小军点的，挂在老槐树上，噼里啪啦的，炸得满地的红纸屑在风里打转。邻居们听见动静，三三两两地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来，站在路边看。
“来了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晓珍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进村子，车头上的红布在风里猎猎作响。孩子们追在车后头跑，一边跑一边喊：“新媳妇来啦！新媳妇来啦！”
晓珍的脸绷得紧紧的，脖子上的青筋都凸出来了。他的手攥着车斗的栏杆，指节发白，额头上却冒了汗。玉兰低着头，红棉袄在冬天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一团火，安安静静地烧着。
建国从车斗里跳下来，站在院门口招呼客人。亲戚们陆陆续续到了——晓珍他大舅从隔壁村骑自行车来的，车把上挂着一包点心；他三婶带着两个闺女走来的，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他姑父开了辆三轮车，车斗里坐着四五个大人小孩。院子里的三张桌子渐渐坐满了人，嗑瓜子的、抽烟的、说笑的，嗡嗡的声响成一片。
拖拉机在院门口停了。晓珍先从车斗里跳下来，站稳了，转过身，朝玉兰伸出手。
玉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四周那些笑盈盈的脸，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她犹豫了片刻，把手伸出来，搭在晓珍的手上。晓珍的手糙得很，全是茧子，可握得稳稳的，把玉兰从车斗里扶了下来。
“新媳妇下车喽！”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众人哄笑起来。
玉兰低着头，跟在晓珍身后，一步一步往院子里走。她的步子很小，走得慢，红棉袄的下摆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里面的碎花棉裤。有人在旁边小声说：“这姑娘长得挺齐整的。”有人在点头。
小葱花站在堂屋门口，围着围裙，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她看着晓珍和玉兰走过来，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没说，最后只是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娘。”晓珍叫了一声。
“哎，哎。”小葱花应着，眼眶红了。
玉兰抬起头，看了小葱花一眼，小声叫了一句：“娘。”
这一声“娘”叫出来，小葱花的眼泪啪嗒就掉下来了。她赶紧用围裙擦了，拉着玉兰的手进了堂屋。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红烛、糖果、花生、红枣，还有两碗红糖水。小葱花把玉兰按在椅子上坐下，又把晓珍拉过来坐在她旁边。
“喝糖水。”小葱花把碗端起来，递给玉兰。
玉兰接过去，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晓珍坐在她旁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像个上课的小学生。他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看，看玉兰吧，不好意思；看亲戚们吧，他们都在看他；看地上吧，显得他太紧张了。最后他盯着桌上那碟花生米，盯了好一会儿，发现上面印着一只大红喜字，又赶紧把目光挪开了。
有人笑了一声：“新郎官害羞了！”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晓珍的脸红得像那块红布，脖子都跟着红了。他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端起糖水灌了一大口，烫得龇牙咧嘴的。
玉兰坐在他旁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忍。她始终没抬头，始终没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着衣角。
开席了。凉菜先上，拌粉丝、拍黄瓜、猪头肉、花生米，摆了满满一桌子。热菜随后，炖鸡块、红烧肉、炒鸡蛋，最后是一大盆大锅菜。菜是小葱花和邻居婶子们做的，味道不算精致，可分量足，每一碗都冒了尖。
建国帮着端菜、倒酒，忙前忙后的。男人们那桌喝得热闹，酒盅碰得叮当响，猜拳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五魁首啊！”“六六六啊！”晓珍端着酒盅挨桌敬酒，每桌喝一个，喝到第三桌的时候脸就红得不像样了。有人起哄让他多喝，他摆着手说不行了不行了，可酒盅还是端起来了。
玉兰那桌坐的都是女眷和小孩。她不说话，也不夹菜，面前的碗里空空荡荡的。小葱花看见了，夹了一块鸡腿放到她碗里，又夹了几块红烧肉，把碗堆得冒了尖。
“吃，多吃点。”小葱花说。
玉兰低着头没说话，拿起筷子慢慢吃起来。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是在数米粒。
晓珍敬完酒回到座位上，人已经有点晃了。他坐下来，看了玉兰一眼。玉兰还在吃那块鸡腿，啃得很仔细，骨头上的肉吃得干干净净的，才把骨头放在桌子边上。她吃东西的样子干干净净的，不吧唧嘴，不挑挑拣拣，筷子拿得端正。
晓珍看着她，忽然不紧张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客人们陆续散了。亲戚们各自推着自行车、骑上三轮车，打着招呼往家走。院子里杯盘狼藉，小葱花和小萍及几个婶子在收拾碗筷，建国帮着搬桌子、摞凳子。小军蹲在院子里捡鞭炮屑，捡了满满一簸箕。
屋里只剩下晓珍和玉兰两个人。
晓珍坐在椅子上，玉兰坐在床边。电灯泡挂在房梁上，四十瓦的，光线昏黄昏黄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院子里小葱花在跟谁说话，声音远远的，听不真切。
玉兰低着头，手指头还在绞着衣角，绞得那块布都皱了。晓珍看了她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药瓶子，转过身递给她。
“你的药，我给你放在枕头旁边。”晓珍说，声音不大。
玉兰抬起头，看了看那个药瓶子，又看了看晓珍，她伸手接过去，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睡吧。”晓珍说。
那天晚上，小萍回到家，跟建国坐在堂屋里。润生和知意已经睡了，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偶尔噼啪响一声。
“那姑娘看着还行，”小萍说，“安安静静的。”
建国嗯了一声。
“就是不知道犯病了是啥样。”
建国又嗯了一声，沉默了片刻。
“吃着药应该没事，你就别担心了。”建国说。
小萍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拿起鞋底继续纳。针扎进去，拔出来，线绳拉得紧紧的，发出细微的声响。
窗外头，月亮升起来了，清冷冷的，照在院子里的枣树上，光秃秃的枝丫在地上投下一片影子，细细密密的，像人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