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春潮沃野

【开春】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正月还没过完，地里的冻土就开始化了，踩上去一脚一个泥窝子。引岗渠的水哗哗地流，清凌凌的，在阳光下泛着白光，渠沿上的草冒出了新芽，黄绿黄绿的，嫩得能掐出水来。刘全福站在渠堤上，看着水流进各家的地里，嘴角咧着，烟袋锅叼在嘴里，忘了点。烟雾从他嘴角漏出来，被风一吹就散了。

分到地的人家，像换了个人似的。

天不亮就有人下地，天黑了还有人在地里忙活。施肥、翻土、耙地、打畦，一样一样，干得仔细。以前上工磨洋工的那几个懒汉，如今比谁都勤快。自家的地，多出一分力，多收一分粮，谁也不傻。

“这地啊，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刘拐子蹲在地头，对他儿子说。他手里捏着一块土疙瘩，使劲一攥，土碎成粉末，从指缝间漏下来，“你好好待它，它不亏你。”

他儿子点点头，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使劲扔到地边。石头骨碌碌滚了两下，撞在地头的杨树根上，溅起一小撮土。

澄玉家那八亩地，铁柱一个人忙不过来。秀珠白天要下地，晚上还要去打牌，建国晚上或者早起都在地里忙，有时候浇地浇一晚上，困了就裹着棉袄在地头眯一会儿，醒来脸上全是露水。仝喜下了工也会过来帮忙，扛着锄头，眯着眼，沿着垄沟一步一步地走。澄玉一个人带着润生，坐在门槛上，摸着润生的头，听远处地里的动静。润生有时候闹，她就哼几句不知名的小调，哼着哼着，润生就趴在她腿上睡着了。

【麦收】

五一前后，麦子熟了。

金灿灿的麦浪一波一波的，风一吹，哗哗响，像是金色的海。刘全福蹲在地头，掐了一个麦穗，放在手心里搓了搓，吹掉麦糠，露出饱满的麦粒。他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嚼，嚼了好一会儿，咽下去了。

“好麦子。”他说，声音有点发哽。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那河床里头淌着东西，不是水，是别的什么。

收割那天，天还没亮，地里就有人了。镰刀割麦的声音唰唰响，一捆一捆的麦子码在地头，堆得跟小山似的。建国弯着腰，一刀一刀地割，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秀珠跟在后面捆麦子，手被麦芒扎得通红，可她没吭声，只用嘴吮一下手指头，又接着干。

场院上，脱粒机轰隆隆地响，麦粒从机器里流出来，金黄金黄的，流进麻袋里，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扬起来的麦糠飘在空中，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产量出来了。

八亩地，打了三千多斤。比去年翻了整整一倍。

建国站在场院上，看着那些麻袋，手在抖。他蹲下来，解开一个麻袋口，把手插进麦粒里。麦粒热乎乎的，滑溜溜的，从指缝间漏下去，漏下去，像是流不完似的。他的眼眶红了，可他没哭。

消息传得很快。其他队的人跑来看，看着那些麻袋，眼睛都红了。

“凭啥他们队能承包，我们就不行？”

“就是！都是一个村的，地也差不多，产量差这么多！”

“我们要包产到户！也要承包！”

刘永奎被吵得头疼。他蹲在队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扔了一地，冒着细细的青烟。他的背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抽签】

刘永奎把各队队长叫来开会。

屋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直咳嗽。刘永奎坐在主位上，脸色铁青，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墙上的毛主席像还是那道裂缝，从眉心一直裂到下巴，谁也没去换。

“承包的事，上面还没正式批。全福那一个队，我是顶着压力答应的。现在你们都要搞，上头追究下来，谁担责？”

大家都不吭声了。有人低下头，有人假装咳嗽，有人把烟袋锅叼在嘴里，没点。

刘全福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没说话。他的烟袋锅一明一灭的，火星子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过了一会儿，一个队长开口了：“永奎，我们不要求全搞。你就再批一个队，行不行？”

“对，再批一个队。”

“先试两个队，看看效果。”

刘永奎沉默了很久。他把烟袋锅在桌沿上磕了磕，烟灰掉了一桌，细细的，灰白的。他抬起头，看了大家一眼，那眼神里有疲惫，也有松动。

“抽签吧。”他说，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抽到哪个队，哪个队搞。”

几个队长互相看了看，没人反对。

刘永奎让仝喜做了几个纸阄，揉成团，扔在桌上。纸团骨碌碌滚了几下，停在一个队长面前。

“谁抽？”

几个队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伸手。

有个队长站起来，走到桌前，随手拿了一个纸团，打开看了看，塞进兜里，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门口顿了一下，像是在想什么，又迈步出去了。

他走了以后，剩下的队长才一个个伸手。有人抽到了，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其他人没抽到，脸沉了，沉得像锅底。

刘永奎坐在那儿，看着桌上的纸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在他头顶飘着，散不开。

【小驴】

麦收过后，建国从集市上牵了一头驴回来。

那是一头灰毛驴，不大，瘦巴巴的，可精神。它站在院子里，仰着头，东张西望，蹄子在地上刨着，尾巴甩来甩去，甩得啪啪响。它的毛灰扑扑的，可洗过之后露出底下的亮色，在阳光下泛着光。

润生第一个跑出来，站在驴跟前，仰着脸看了半天，伸手摸了摸驴的鼻子。驴打了个响鼻，喷了他一脸热气，热气里带着草料的味道。润生吓了一跳，往后蹦了一步，又凑上去，笑了，笑得露出一排小米牙。

“驴！驴！”他喊着，伸手去摸驴耳朵。驴耳朵软软的，热乎乎的，一动一动的，润生摸一下，驴耳朵动一下，润生笑得直跺脚。

铁柱从屋里出来，围着驴转了一圈，捏了捏驴的脊背，又掰开驴嘴看了看牙口，点点头。他的手在驴背上拍了两下，声音闷闷的。

“不错，能干活。”

秀珠也出来了，站在门口，看着那头驴，又看着建国。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头发用黑布条扎着，额前的碎发被风吹起来。

“这就是你花一百二十块钱买的驴？”她问。

建国点点头，手在驴脖子上摸了摸：“怎么样？看着还行吧？”

秀珠没说话，嘴角弯了一下，转身进屋了。建国的工资都在她那，买驴的钱是她从瓦罐里一张一张数出来的，数的时候手指头蘸了唾沫，一张一张地捻，捻了好一会儿。她乐意，有了驴，地里的活就轻省多了。

澄玉在屋里听见了，摸索着走出来。她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扎得严严实实，在风里微微飘着。她拄着棍子，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先用棍子探一探。

“娘，咱家买驴了！”润生跑过去，拉着澄玉的手，把她拉到驴跟前。澄玉伸手摸了摸，摸到驴的脖子，毛糙糙的，热乎乎的，驴皮底下的肌肉一颤一颤的。驴动了动，她把手缩回来，又伸过去，摸了摸。

“好，好。”她说，笑了。那笑淡淡的，可实实在在的，像冬天日头底下化开的薄冰。

一家人围着那头驴，你一句我一句。润生最兴奋，围着驴转圈，一会儿摸耳朵，一会儿摸尾巴，一会儿又爬到驴背上。驴不耐烦了，甩了甩尾巴，差点把他甩下来。建国一把接住他，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别闹，它认生。”

秀珠从灶房拿了一碗玉米粒，喂给驴吃。驴低头吃着，舌头卷着玉米粒，吧唧吧唧响，玉米粒在它嘴里嚼得咯嘣咯嘣的。润生蹲在旁边看着，看得入了迷，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那头驴在院子里住下了。建国在墙角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用木棍支着，顶上铺了干草。晚上润生非要睡在驴棚里，被澄玉喊了好几遍才回去，一步三回头，嘴里还嘟囔着“驴、驴”。

【上学】

小灵和小静上学了。

学堂还是村东头那间破庙，墙上的菩萨像被白灰糊了，可白灰掉了好几块，露出一截菩萨的衣角，还有半只手，手指断了两根。课桌是木板搭的，桌面坑坑洼洼的，写铅笔字的时候一使劲，纸就戳破了。凳子是从各家搬来的，高高低低的，坐上去吱吱响，有的凳子腿不一样长，得垫块瓦片才能稳当。

小灵背着书包，是爱红用旧布缝的，蓝一块灰一块的，可洗得干干净净，书包带上还缝了一朵小红花，是爱红熬夜绣的，针脚歪歪扭扭的，可红艳艳的。她跑在前面，辫子一甩一甩的，嘴里喊着“姐姐快点”。小静跟在后面，走得慢，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一只手捂着书包，怕里头的铅笔盒掉出来。铅笔盒是铁皮的，印着红五星，已经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黑铁。

学堂里有些孩子嘴贱，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闲话，课间的时候凑在一起，冲着她们喊：“你娘是破鞋！破鞋！”喊的那个男孩剃着光头，鼻涕糊了一脸，可嗓门大得很。

小灵不懂啥叫破鞋，可她知道那不是好话。她瞪着那个喊得最凶的男孩，眼睛瞪得溜圆，声音脆生生的，像冬天踩断的冰棱：“你娘才是破鞋！你全家都是破鞋！”那男孩愣了一下，还想还嘴，小灵已经冲上去推了他一把。她个子小，可劲儿不小，推得那男孩踉跄了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哭起来。地上的土被砸起一小股，落在他光溜溜的膝盖上。

打那以后，还有人敢在背后嘀咕，可没人敢当面说了。小灵也不在乎，照样背着书包上学，辫子一甩一甩的，走在前面。小静跟在后头，不吭声，可腰板比从前直了些，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看着前方，不躲不闪。

【聂庄】

爱红后来悄悄去过一次聂庄。

那天是个晴天，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她把两个孩子送到学堂，站在门口看着她们走进去，小灵回头冲她挥了挥手，辫子在阳光里一甩一甩的。爱红也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她一个人沿着土路往聂庄走。路两边的麦子已经齐膝高了，绿油油的，风一吹，一波一波地涌，像海。远处西山上的引岗渠像一条灰色的带子，缠在山腰上。她走得很慢，比从前慢多了，脚底下像是拖着什么东西，每一步都迈得很艰难。

到了聂大夫家门口，她没有进去。她站在院门口的那棵石榴树后面，往里看。

石榴树发芽了，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还小，薄薄的，透光。院子里，聂大夫正坐在诊室里给人看病，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还是那副眼镜。他的头发好像白了一些，可精神还好，腰板挺得直直的。

院子里有个女人在晾衣裳。那女人模样一般，矮矮胖胖的，穿着件碎花褂子，头发挽在脑后，用一根黑布条扎着。她晾衣裳的动作很慢，一件一件地抖开，搭在绳子上，用手抚平，把皱褶抻开。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圆圆的，红扑扑的，嘴角带着笑。

爱红站在石榴树后面，看了很久。她的手攥着石榴树的树干，树皮糙糙的，硌手。

她看见那女人晾完衣裳，走进诊室，给聂大夫倒了杯水。聂大夫抬起头，接过水杯，看了那女人一眼，笑了。那笑很淡，可很暖，像是春风吹过的水面，起了细细的涟漪。

爱红的眼泪下来了。她没哭出声，用手捂着嘴，眼泪顺着手指缝往下淌，滴在石榴树的根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她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

她走得很慢，跟来时一样慢。土路上扬起细细的尘土，落在她的鞋面上，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霜。

她再也没去过聂庄。

【收音机】

开春以后，村里有了新鲜事。

刘全福买了台收音机，放在队部的桌子上，每天早晚打开听新闻。收音机是黑色的，方方正正的，上头有一根银色的天线，拉出来老长。社员们没事就凑过去听，挤在门口，蹲在窗台底下，竖着耳朵。有人叼着烟袋锅，烟早灭了，忘了点；有人手里攥着一把花生，剥着剥着就停了，花生仁攥在手心里忘了吃。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声音，慢悠悠的，带着四川口音。那声音从喇叭里流出来，流过队部的门槛，流过院子里的泥地，流过每个人的耳朵。

人们不懂啥是“生产力”，可他们知道，日子在变。地分到自己手里，庄稼长得好，粮食打得多，这比啥都实在。

后来又听到消息，说中央要给右派分子摘帽子，平反冤假错案。刘全福听完，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的烟。他的烟袋锅一明一灭的，烟雾在暮色里飘散，散不开。

“该平反了，”他闷声说，声音低低的，像是跟自己说的，“那些年，冤枉了多少人。”

没人接话。大家都低着头，有人抽烟，有人搓手，有人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蚂蚁排着队，一只接一只，扛着比自己大好几倍的米粒，往洞里搬。

澄玉在家也听收音机。建国攒钱买了一台小的，搁在堂屋的桌上，旁边放着一只搪瓷茶缸，磕掉了好几块瓷。每天早晚，收音机里都有人说话，说国家大事，说科学种田，说联产承包。喇叭里偶尔有杂音，吱吱的，像蝉叫，澄玉就让建国拍两下，拍完就好了。

澄玉听不懂那些大道理，可她听得懂一个意思——日子会越来越好。

她把收音机摸了一遍又一遍，那小小的匣子，摸着凉凉的，滑滑的，有股子塑料味儿，还带着建国手心的温度。

“这东西，能听见北京的声音。”建国说。

澄玉点点头，脸朝着收音机的方向。她的眼睛看不见，可她觉着那声音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带着光，带着热，带着她年轻时候听过的那些声音。

“北京，”她说，声音轻轻的，像叹息，“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收音机里，一个女播音员在念新闻，声音清脆，像春天的鸟叫，像渠水哗哗地流，像麦浪在风里翻涌。

窗外，老枣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摇着。远处的地里，麦子已经齐膝高了，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太阳明晃晃的，照在麦田上，照在渠水上，照在收音机的天线上，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