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医生在尽最大的努力
救护车从镇上出发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沈时晚坐在车厢里，一只手握着陆野的手，另一只手扶着担架边沿，防止车子颠簸时他滚下来。
陆野闭着眼睛，氧气面罩盖住了他半张脸，呼吸在面罩里一起一伏，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监护仪在他头顶上方闪着光，绿色的波形一跳一跳的，心率从五十多跳到了六十多，又从六十多掉回五十多。
数字在变，她的心跟着数字一起跳。
随车的医生姓王，镇卫生院的，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
他坐在沈时晚对面，手里拿着病历本，时不时抬头看一眼监护仪，在记录本上写几笔。
他写得很快，字迹潦草，沈时晚看不清他在写什么。
但她猜得到——心率、血压、血氧、用药剂量、用药时间，每一笔都是一次记录，每一次记录都在说“他还活着”。
王医生写完一页，翻过一页，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沈时晚听着那个声音，觉得那是她在高原上听过的最让人安心的声音。
不是风声，不是水声，是有人在记录他的生命——他还在，所以有人要记。
车开了大约一个小时，陆野的手动了一下。
不是抽搐，是手指慢慢蜷起来，又慢慢张开。
沈时晚低头看他的手，他的手指扣住了她的手指。
力度不大，但她能感觉到。她把手翻过来，掌心贴着他的掌心，她的手指嵌进他的指缝里，他的手指收紧了一点。
“时晚。”他的声音很轻，氧气面罩把声音闷住了，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在。”
“到哪了？”
“快到格尔木了。还有两个小时。”
陆野沉默了一会儿。
他的眼睛没有睁开，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沈时晚知道他在算。
两个小时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西宁一夜，从西宁到成都半天。
他算的不是路程，是他还能撑多久。
他的心脏还能跳多少下，他的肺还能呼吸多少次，他的血还能流多远。
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工程参数在算——跟隧道掘进的速度一样，跟爆破参数一样，跟剩余工期一样。
他在算，他还能不能活着到成都。
“陆野，你别算了。”
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你算不过来的。你的心不是隧道。它不按你的参数走。它有自己的路。你让它走，它就走。你信它。”
陆野没有说话。
他的手在她手心里扣得更紧了一点。
他的心跳在监护仪上从五十多跳到了六十多。
数字变了，不是药的作用。
是他的心听到了她说的话。信它。
他信它，它就跳了。
人想活，心就知道。
不用算，它自己会跳。
到了格尔木，已经是凌晨一点。
救护车直接开进格尔木市人民医院的急诊通道，担架被抬下来，推车在走廊里飞转，轮子在瓷砖上发出尖锐的声响。
走廊的灯一盏一盏地掠过，白炽灯、日光灯、节能灯，每一盏都照在陆野的脸上，他的脸在那片忽明忽暗的光里显得格外苍白。
沈时晚跟在推车旁边跑，跑到急诊室门口，被护士拦住了。
“家属在外面等！”
沈时晚站在急诊室门口，门关上了。
她的手上还有他的体温，不高，但还没散。
她把两只手握在一起，用自己的体温去暖他留下的那一点温度。
她靠着墙，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根，忽明忽暗地闪着。她的影子在墙上忽长忽短，像一个人在犹豫要不要倒下。
她没有倒下，她没有资格倒下。
他在里面躺着，她要在外面站着。站着等他出来。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急诊室的门开了。
王医生先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胸牌上写着“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建国”。
刘主任手里拿着一沓检查单，翻到某一页，停下来，看着沈时晚。
“你是陆野的家属？”
“是。”
“肺动脉高压，重度。右心功能不全，三尖瓣中重度反流。他的心脏已经代偿了很久，现在代偿不住了。我们在急诊做了初步处理，情况暂时稳定了。但他的心脏功能很差，必须尽快转到有条件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的中心。格尔木的条件不够。我建议直接转成都。华西医院的心血管科在全国排前列。”
沈时晚点头。“转。现在就转。”
刘主任看了她一眼，推了一下眼镜。“姑娘，从格尔木到成都，一千多公里。路上还有十几个小时。他的情况不稳定，随时可能有变化。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沈时晚攥着那沓检查单，纸被她的手指捏皱了。
“他撑得住，”她说。
刘主任看着她，没有反驳。他见过太多家属说“他撑得住”了。
有的撑住了，有的没撑住。他不知道这个撑得住是哪一种。
但他没有说。
他不需要说。
她需要信。
救护车从格尔木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
这一次不是镇上的救护车，是格尔木市人民医院的长途转院救护车，车上设备更全，空间更大，随车的医生也更专业。
沈时晚坐在陆野旁边，他的手还握着她的手。
他一直在睡，或者说一直在昏迷。
她分不清。他的眼睛闭着，睫毛不动，呼吸平稳。
但他的手握着她的手，不肯松开。那是他身体的记忆，不是他大脑的指令。
他的大脑不知道他还握着她的手，但他的身体知道。他的身体在告诉他——她在这里，你不要放开。
从格尔木到西宁，八百公里，开了将近十个小时。
沈时晚一夜没有合眼，她不敢睡，怕醒来的时候他不在旁边。
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心率从五十多跳到了六十多，从六十多又跳回了五十多。
血氧从八十一升到了八十五，又从八十五掉到了八十三。数字在跳，她的心也跟着跳。她不敢不看，也不敢一直看。
看了怕数字掉，不看怕数字掉了不知道。她选择看，看着那些数字一秒一秒地过去，像看着他的生命在一条线上走，线有起伏，但没断。没断就好。
到了西宁，已经是下午。
救护车直接开进青海省人民医院，陆野被送进急诊抢救室。
沈时晚站在走廊里，靠着墙，腿已经站不住了。
她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手还攥着那张从格尔木带过来的检查单。
纸已经被她攥皱了，字迹模糊了，但数字她还记得。肺动脉压，重度。右心功能不全。三尖瓣反流。她背得下那些数字，比背自己的论文数据还熟。
一个护士走过来，蹲下来，把手放在她肩膀上。“你是陆野的家属？”
“是。”
“医生在给他做检查。你在这里等。他去成都的车已经联系好了，今晚就走。”
沈时晚抬头看着护士。“他还能撑到成都吗？”
护士看着她，沉默了一下。“医生在尽最大的努力。”
沈时晚没有追问。
她问了，护士也回答不了。只有他能回答。他要活着，他才能回答。
救护车从西宁出发的时候，天又黑了。
沈时晚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个黑夜了。
从工地到镇上，从镇上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西宁，从西宁到成都。
她在路上已经走了将近两天一夜。
她没有觉得累，没有觉得困，没有觉得饿。
她的身体已经不再向大脑发送信号了——不饿，不累，不困，不疼。所有的信号都被屏蔽了，只剩一个念头还在运转：他要活着。
陆野的手还握着她的手。他的手指已经不那么有力了，但还在握着。不是紧握，是虚握着。他的手指搭在她的手背上，像一片落叶落在水面上，很轻，轻到随时可能被风吹走。沈时晚不敢动，怕动了那片叶子就飘走了。
“时晚。”他的声音从氧气面罩后面传出来，含混不清。
“我在。”
“几点了？”
“凌晨两点。”
“到哪了？”
“快到成都了。”
陆野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睛没有睁开，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放松。快到成都了，快到终点了，他快撑到了。
“陆野，你答应过我的。”
“嗯。”
“你活着。”
“嗯。”
他的“嗯”越来越轻了。以前是一个字，现在是一个气息。
气息还在，字不在了。沈时晚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他的手指凉，她的脸暖。
她用脸暖着他的手，她的手握着他的手。她低着头，眼泪滴在他的手背上。
一滴，两滴。他动了一下，不是手指，是眼皮。
他想睁开眼看她，睁不开。太累了，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的心脏还在跳，肺还在呼吸，血还在流。他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撑着，撑到成都，撑到医院，撑到有人能救他。他答应了，他做到了。
清晨七点，救护车开进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大门。
成都的天灰蒙蒙的，没有高原的蓝，没有戈壁的阔，但沈时晚觉得那是她见过的最美的天空。
有云，有雾，有光。
不是高原那种刺眼的、让你不敢直视的光，是温和的、柔弱的、从云层后面慢慢透出来的光。
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一盏灯。灯不亮，但你在，你就能走出去。
陆野被推进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
沈时晚站在门口，门关上了。这一次她没有靠墙，没有蹲下，没有哭。
她站在那里，背挺得很直。
她等。
等了很久。
走廊里的人来来去去，护士推着小车经过，轮子在地砖上咕噜咕噜地响。
医生拿着病历夹从她面前走过，白大褂的衣角在风里飘。
有人在哭，不是她。
有人在打电话，不是她。
她站着，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纸条——陆野写给她的那张“粥在锅里”。
纸被她攥皱了，字模糊了。
她记得写了什么。“粥在锅里。红枣放了五颗。你瘦了，多吃。”她不用看，她记得。她什么都记得。从他的第一句“嗯”到最后一句“嗯”，她都记得。
中午，监护室的门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沓检查单。
他的白大褂上有胸牌，写着“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方远”。
他摘下口罩，看着沈时晚。
“你是陆野的家属？”
“是。”
“病人目前生命体征稳定，但心功能很差。我们正在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你先去办住院手续。他需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沈时晚看着方医生，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哭，是眼泪自己出来了。
她控制不住，也不想控制。
“谢谢，”她说。
方医生看着她，点了点头，转身回去了。
沈时晚站在那里，走廊里的人来来去去。
她笑了一下，不是笑给谁看，是笑给自己看。
他活着。
他到了成都。
他在医院里。
有人救他。
他活着。
她转身去办住院手续，走得很稳，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节奏上。
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那脚步声在说——他活着，她在。
他活着，她就要让他一直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