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2）

直直穿越大厅，楼梯向左右分开。一层层往上走，有一处角落陈列种种电台历史文物，墙上挂着课本里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那帧“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仰角照片。记忆中，橱窗里便展示着那支沾过“总裁”口水的老式麦克风，和许多古旧的电波发射器、真空管之类的历史器材。除了偶尔到访的外宾，大概只有我这个孩子，会对着橱窗里那些乏人问津的陈旧物事痴痴傻看吧。

母亲的同事也都是播音员，每个人讲话声音都好听，也都喜欢跟我聊天。主持“儿童的音乐世界”的李娓娓阿姨觉得我“口条”还不错，干脆邀我每星期在她节目里说一则故事，材料随我挑，单元就叫“小球说故事”（我幼时小脸圆圆肉肉，故名“小球”，长大才变长脸），那时我是小学三年级生。起初录节目动员全家人助阵，连念幼稚园的弟弟也来了，大家分配台词、制造音效，俨然广播剧的阵仗。后来做熟了，常常一人分饰多角，独自搞定，末了甚至得意忘形，态度有点儿随便起来。母亲曾经听了一辑，皱着眉头说：“你自己也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吧。”这句话让我羞愧了很久。

当年录节目是有钟点费的，钱由母亲代领，但我有一本小册子，每笔收入都郑重其事记在上面。加来加去不过几百块钱新台币，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经很志得意满了。况且，每星期去“中广”，警卫室阿伯若是盘问来意，我的台词不再是“我来找我妈妈”，而是“我来录节目”──多专业！多得意！

“小球说故事”做了一两年吧，手边合适的故事书几乎都用完了才喊停。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小播音员，我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口齿大概还算清晰，风格中规中矩，绝对称不上大方活泼，可能还有几分老气横秋的油条味儿（若我今日听到一个孩子那样说话，应该会非常厌恶的）。除了一开始进录音室必须知道的几项基础知识（比方讲话不要太贴麦克风免得“喷麦”、怎样比画手势和玻璃对面的录音师叔叔沟通），我不记得李阿姨或母亲可曾对我施以任何“播音员训练”，我猜她们应该没有什么“培植”之心，丝毫没想过要让我变成“广播童星”。那时候做节目从来没怎么在意“听众”这回事，甚至好像也没有收到过什么听众回应──就算有，我也记不得了。

就这样，糊里糊涂客串了一阵子小小播音员，若说这就叫“入行”，实在有点儿牵强。但这样玩过一阵之后，播音室便可以不只是“妈妈的地方”，偶尔也不妨是“我的地方”了。

再次让播音室变成“我的地方”，得等到一九**年，考上大学等着上成功岭的那个暑假。在“中广青春网”主持老歌节目“回到未来”的蓝杰阿姨，通过母亲问我愿不愿意在她的节目开一个单元，详细介绍披头士（Beatles）──或许她看到了我在高中校刊写的披头士文章吧。那年我刚满十八岁，正巧是母亲二十多年前开始做广播的岁数。蓝杰，才是正式带我“入行”的恩人。

母亲当时是“中广青春网”的总监，这个频道是台湾第一个锁定年轻听众，全天候播放流行音乐的电台，集合了一批台湾广播史上最最放肆乖张、在老播音员耳里简直“动摇国本”的年轻DJ──啊，是的，那时候年轻人不再说“节目主持人”，要改称“DJ”了。“青春网”的DJ几乎没有人在乎“播音员国语”，ABC腔、广东腔、英文腔、台语腔……荤腥不忌，冶于一炉。须知在此之前，任何人要在官营电台做节目，一口“播音员国语”永远是最起码的条件，“青春网”率先打破这门规矩，从此解放了收音机的“口音”。此外，“青春网”也是台湾第一个开放“叩应”（Callin）的官营电台。当年媒体尺度不比现在，万一现场叩应被“匪谍”或者“少数阴谋分子”渗透，当着全台听众大呼口号，必将惊动层峰、株连无辜。于是特别规定“叩应”内容必须先录下来，确定没问题再播出。收音机里的叩应，其实是几分钟前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