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1）

电台那部Studer盘带机终于要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学会的那些本领，终于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事实上，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中晚了许多。早在二〇〇七年，就听说磁带大厂Quantegy不再生产盘带，电台辗转买来了最后一批存货，囤起来慢慢用──每卷可录一小时的四分之一英寸大盘带，品质极佳，“类比（analog）时代”的唱片业，便是用这种磁带做专辑母带。但电台盘带是耗材，使用量极大，必须一再消磁，重复使用。每次消磁，音质总有损耗，最终只能报废。

工程部买进的那批盘带，过了这几年倒还堪用，但盘带机的替换零件愈来愈难找，维修成本愈来愈高，简直跟保养古董车没有两样。这家电台，大概是台湾硕果仅存还留着盘带机服役的广播公司，但也老早引入电脑录音系统，盘带退居“备份”地位。它们终将步上匣式、卡式录音座与LP唱盘的后尘，“类比时代”的种种辉煌，像没落的贵族，只能是夕照中苍凉的背影。

我的依依不舍，不仅因为一九九〇年在“中广青春网”学会的盘带剪接手艺以后再也用不着，也因为记忆中那幅题为“播音室”的风景画，从此不再完整──一按开关便吱吱震动的消磁机，按下“rewind”便会迅疾退带到底的盘带机（同时音乐和口白都以压缩数十倍的速度倒放出来，效果滑稽得很），一卷卷盛在灰皮硬纸匣子里的四分之一英寸盘带，一盏盏明灭的“播音中”红灯，一扇扇极之厚重的装着两层玻璃的隔音门，一排排饰以各色灯号的音量推钮，一只只悬臂吊着或者立座夹着的麦克风，一副副接着蜿蜒讯号线的大耳机……它们从我懂事以来，就是儿时记忆的一部分。

我是播音员的孩子，很早就从父母那儿学会一口标准的“播音员国语”。母亲从小就常带我去电台，偶尔工作忙不过来，还会让我自己招计程车过去找她。我上了车，熟极而流地说：“麻烦到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中广公司。”便常有开车的外省伯伯用家乡腔惊奇地问：“小弟弟，你是哪里人哪？国语怎么说得这么标准哪？”

仁爱路三段五十三号，那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高耸入云的豪宅，然而只要闭上眼，我仍能细细忆起那幢被铲平之前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并不太大的“中广大楼”──院子入口是警卫室，戒严时代，电台和军营阵地、政府机构一样是“保防重地”，但警卫阿伯都认得我，所以挥挥手就放行了。穿过院子，左边还有一幢楼房，高悬着“中广”的标帜和遒劲的“自由中国之声”六个大字。走进门厅，地板铺着沟纹密密的深红塑胶毯，若是下雨天，鞋底总会在那上面踩出叽叽的声音。来客得在门厅的接待处填表登记，但里面的叔叔也认得我，就让我进去了。左转是著名的“中广”音乐厅（我曾参加的“中广儿童合唱团”每周在那儿集合练唱，八〇年代末薛岳主持的“周日新鲜派”在那儿办过许多摇滚演出，包括肝癌消息曝光后他主持的最后一集节目，他唱《失去联络》，所有人哭成一团），右转有一间极大的录音室，是录广播剧的场地，摆着许多制造声效的道具，包括一座可以推着走的木头楼梯。我小时候曾在那儿客串过一出广播剧的孩童角色，台词不超过三句，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冷气开得极强，人都冻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