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5）

阿妈带着媳妇哭哭啼啼找到了城里

酒店的老板四处回避，他正忙着竞选“立法委员”

带话的人说：“哭么我找无你尪”

在一个寒冷无风的夜里

有人静静地漂浮在新店溪

细汉仔这一次终于真正的不言也不语……

一九九二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百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上演。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精神导师。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的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忘了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仿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

“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纽约还是水牛城对不对，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五〇、六〇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重新数位化，发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的《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一九七五——一九九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象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一九七五——二〇〇五台湾流行音乐二〇〇最佳专辑》（二〇〇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的“民歌二十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二十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件差事，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几十年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工作内容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内页写下的那段话：

虽然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知道我进步在哪里。因为我清楚我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会塞一首不痛不痒的歌在你手里，你会了解的……开阔我们的心胸视野吧！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后来的人更好走。否则，三十年风水再转以后，我们可别再听到我们曾经抬头问的那一句话：“这一大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二〇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