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成为一个播音员（4）

若要“攻读”迪伦大量用典、雅俗混搭的诗句，唱片里没有歌词，“圣经”只能是母亲珍藏多年，收录他历年歌词、诗作、素描的精装大书《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WritingsandDrawingsofBobDylan），遇到读不懂的字词，便得翻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当代俚语俗语辞典》。至于字典查不到的时代掌故，还得翻阅四五种版本的迪伦传记。对付迪伦那些繁复晦涩的诗句，我也不可能在节目里逐字详解变成“摇滚英文教室”，索性自费影印歌词，听众把回邮信封寄到电台，我就奉送一份“讲义”。每个月，我都会抱着那一大册《鲍勃·迪伦图文作品辑》到对街便利商店一页页缩小复印，剪贴完稿，拼成双面A3尺寸，再回去印几十份，一一折好装封投邮。当年做这些丝毫不累不烦，只觉得能和陌生人分享自己私心喜欢的音乐，是最最快乐的事。

那年头的听众也很够意思。广播听完，心情激动，于是专程去文具行买信封信纸邮票，写下洋洋洒洒的收听心得，出门找邮筒寄出，然后天天守着收音机，期待主持人会提到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场景，如今早被email和网络留言板取代。然而当年家用传真机尚不多见，网络更是闻所未闻。除了现场“叩应”，信封信纸就是你和“收音机里那个人”唯一的互动渠道了。

“中广”毕竟是电台霸主，台澎、金马，甚至福建沿海都听得到“青春网”，听众回信也来自四面八方：中学女生常把信纸折成花里胡哨的立体工艺品，我拆读之后永远折不回原样。准备联考的高三男生密密麻麻写了四五张信纸痛陈教育体制的扭曲与不义，仿佛我是世间唯一能理解他的人。一次重感冒，我请听众原谅自己讲话瓮声瓮气，东部一位在便利商店值夜班的女孩竟亲手织了围巾寄来。还曾经收到一封监狱来信，薄薄一张十行纸，字迹工整，称赞上星期节目放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受刑人写信大概有字数限制，内容很短，段末还有典狱长之类的审批印章。我努力想象那人在监舍吃完牢饭，扭开收音机凝听老摇滚的画面。那个星期的节目，我又特别送了一首亨德里克斯的歌给他——但愿我播的是他翻唱迪伦的名曲《沿着瞭望塔》（AllAlongtheWatchtower）：“一定有办法逃出这里”，小丑对贼说“这里太混乱，我再也吃不消”……

这些来信，让我初次窥见了广播这一行的魅力与风险：原来我在节目里放的歌、说的话，真的会对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想想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熬夜写的长信，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也才十九岁，却骤然感受到“公器”两字沉甸甸压在肩头──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放放老摇滚过把瘾而已。

我始终梦想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节目。大二暑假报名参加“青春网”DJ储训班，学会操作“八控”所有的播音机具，包括那座巨大的盘带机。后来屡获金钟奖的袁永兴那时也还是大学生，是一起受训的“同梯”。如今名满天下的吴建恒当时初出社会，考进“青春网”担任节目助理，待遇菲薄，工作却很辛苦，真的是“从基层干起”。

那个夏天，是我生平仅有的正式“播音员训练”。上完所有课程，每个学员都要录一辑自制节目作为期末验收，交给资深DJ群评分。尽管我结讯成绩名列前茅，“中广”长官考虑母亲身为总监仍宜“避嫌”，终究没有让我“扶正”当主持人。“自己的节目”这个梦想，还得再等好几年才能成真。但当年学的那些本事，还是很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