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1)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〇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边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边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榻榻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郎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的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霎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题“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来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红蚂蚁第一张专辑《红蚂蚁》(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一九八六)、黄韵玲《忧伤男孩》(一九八六)……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沉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