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1）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〇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边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边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着录音带、唱片和词谱。“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榻榻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郎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的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霎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题“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来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红蚂蚁第一张专辑《红蚂蚁》（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一九八六）、黄韵玲《忧伤男孩》（一九八六）……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沉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