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章 父母的生日
“指导员，有个事想要求一下，又不好开口。”五一节的头一天，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我进了办公室。
“什么事？”
“明天我父母要做一个生日，母亲六十岁，父亲七十岁。原来年轻，不懂父母养育恩，现在有点懂了，多年来又没有机会表示，我很想明天能回去了这样一个心愿。指导员，你看这事能不能考虑一下。”这是我在一中队的几年里唯一的一次向指导员提出个人要求。
“还真不凑巧，上午管教股刚开了会，说五一期间没有特殊的事一律不许外出。要不你直接去给陈队长说一下？”
“这个会是他召集的，他大概是不会带头开这个口子的。”
“这个事就有点难办了。”
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心里有点凉，这不是他答不答应的问题，是有规定。想到这里，我有点泄气地坐在那里不做声。办公室里显得很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走吧，我有点不甘心，不走吧，赖在这里不是我的性格，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还是得走。在我带着遗憾站起来离开时，听见指导员在好一阵沉默后说话了：
“什么时候走？”
“上午十点钟吧，下午五点钟之前回来。”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天上午我值班，你来找我，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看得出指导员是掂了又掂、想了又想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对一个囚犯有点好感，对他的表现有点欣赏，就愿意为他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风险，如果厂部知道了他要挨批评，如果出了意外他要负责任。听到指导员这话，我连声说谢谢你指导员。
这个指导员是我到这里来后遇到的第二个欣赏我并敢于表现出来的人。后来他调到附属农场当指导员，一次我去那里办事，他吩咐杀鸡捞鱼搞了很丰盛的一桌饭，在心里他没把我当个犯人。
五一那天早上十点钟，他准时把我带到监狱大门口。那里已有两个平时只要喊声报告就可以进出大门的犯人被哨兵拦住不让出去，要他们找管教来带。我随指导员来到门口喊了一声报告，他给哨兵打了个招呼，哨兵放行了。他陪我走了一段距离，分手时叮嘱说好好和你家人聚一聚，不过注意别喝多了。十几年就这一个机会，来的人会不少，会有很多话要说，我倒不一定要求你五点钟之前赶回来，但晚上点名前你一定要归队。我感激地对他点点头，请他放心。
我朝张家湾方向走去，走到那里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再坐车。这样往往比在门口等从金口来的车快，这样做也是想回避在门口的车站碰到其它的人。沿路是一片连一片的菜地，中途还要经过几个小村庄，外出时好几次走这条路，已经有点熟悉了。但这次的感觉不一样，这次是回家团聚，心情有点急切。父亲年岁大血压又高，很少来探监，是母亲不让他来，怕他在路上犯病。回去见到他，怕他又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想到这里，兴奋中不禁有点悲凉。不经意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一个人活七十岁，三十五岁就是生命的拐点，我已经离这个拐点不远，难怪父母亲都老了。相对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付出来说，子女的任何报答都是难及一二的，何况我还是个羁押之身，无法尽一个子女起码的孝道。第一次借外出劳动的机会回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我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母亲的惊喜、意外，甚至还有点慌乱；看着儿子一口一口吃着她做出的饭菜时，她的那种满足和舒心；最后我离开时她的不舍和叮咛。这一切都像刀一样刻在脑海里，同样刻在脑海里的还有来不及品味家的感觉就要匆匆离开的遗憾。那次父亲不在家，没有见到他老人家。巴士朝着家的方向驶去，两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清理“三种人”①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三种人”已取代“五类分子”②成为新的政治贱民。按照他们的心愿，最好能像1957年划“右派”一样，在全国划一大批“三种人”，让一切敢犯上、敢造反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把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也株连进去，以儆效尤，看谁还敢造反？！用某位大员的话来说就是“要让造反派断子绝孙”。然而文革这些年的反反复复，让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措施失去了他们所期待的杀伤力。那些只会把权力看成是镇压之权和整人之权的大人们，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被褪去，他们的内囊也不再是秘密，老百姓对这种只知整人的权力已从心里否定了它的合理性。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力的意识已开始觉醒，没有人再认为自己就该是任人践踏的政治贱民。
当年在劳改队，右派的处境是最悲惨的，一直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最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人分析出最险恶的用心，他们处在劳改队的最底层，是犯人中的犯人，任何小混混都敢朝他们身上撒尿、吐唾沫。刚到这里时，原三队的管教们的一些做法也曾让我担心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直到1979年，姐姐来信说三中队的指导员还在告诉她，说我对“四人帮”的政治态度有问题，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整我的机会。但后来我发现想让造反派重蹈当年右派在劳改队的覆辙是很难的了，现在人们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的愚昧。思想解放的涓涓细流一直在人们内心深处涌动，这是任何权力都无法遏止的。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相反我还感到一步步得到多数犯人的尊重，还有人以能进入我的生活圈子为荣。在我们心底里从来就没有承认造反有罪，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垮掉。如果我们自己垮了，那恐怕就会是另一种状况了。自己不垮，谁敢随便往你身上吐唾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承受的只是第二击，如果没有当年右派承受了那太残酷的第一击，我们现在的处境要艰难得多，绝不可能活得像现在这样多少还能保持一点自己的人格尊严，多少还能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赢得别人的一点尊重。这本身也说明了社会在进步，而几十万右派的惨重牺牲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离家越来越近了，心跳也越来越快，太剧烈的心跳让我在家门口停了好一会，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稍稍平静了一点后，才举手轻轻地敲门。还没等我敲第二下，门就呼的一下开了，原来老父亲一直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等着，看清是我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前几次开门都不是你，一直在担心你不能来，总算把你等来了。话还没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看着泪眼模糊、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我心里酸酸的，想哭。但想到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强忍住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一边安慰一边把父亲扶进客厅坐下。也许是父亲的情绪对大家有点影响，一屋子人都静静看着我父子俩。等父亲情绪开始平和点后，客人们从心里涌出的那股浓浓的亲情和友情立刻将我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这是十五年未曾感受过的氛围。
几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走过来。
“嗬哟，是李乾，一点都没变，走在大街头上一眼都能认出。李乾，还认不认识我？”
“你是张伯伯。”
“那我是谁？”
“你是六姨妈。”
“看来没把你关傻。”
“怎么会呢，再怎么关，也不会忘记你六姨妈。”
一屋的人都看着我这个被关了十五年的人。上一次他们看见我时，我还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此时，岁月的流水已洗尽我当年的稚气，寿筵的喜庆气氛也难以完全遮掩多舛的命运给我罩上的那层无言的悲凉。
“伢，这多年你不容易，你爹妈更不容易。他们这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哟，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天，就像天塌下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你妈的头发白了，人完全变了形，我们都不敢认了。有段时间她经常拉着我们的手说，我这做人有个什么意思？我们怕她想不开，常着陪她到好晚才走。”
“当时住我们对面有个上海人，也是小孩给抓进去了，一时想不开，从凉台上跳下去了。平时是多能说会道的一个人，出门总是梳理得清清爽爽的，多漂亮个女人，真是可惜了。我们就是担心你妈，现在她总算有个盼头，快熬到头了。”
“你们在背后说我么事？我什么时候想不开了的？”我那可敬的母亲一下子从厨房里出来，笑呵呵地问。
“没谁说你想不开，你要是想不开还能在今天做寿星婆？我们都说当初亏你是怎么撑过来的，你有后福哇，今天你儿孙满堂，儿子从那里面都能赶回来给你做寿。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做了好事有好报，在你身上都灵验了。”
“今天你是寿星你还在厨房忙个什么？来坐在这里，和儿子好好谈谈心。”
“就不要说寿星不寿星了，今天其实我和老头子都不是主角，你们是主角。我们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你们这些多年来一直关心我们、关心李乾的好人请过来热闹一下。有的虽说不是亲戚，但跟亲戚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要亲自做几个菜，表示一点心意。李乾，等下你要好好敬一下这些叔叔伯伯。”母亲说完又进了厨房。
此时我才看见燕妮丹和司子林正在客厅里等着，连忙走过去握住他俩的手。十五年来第一次见到燕妮丹。那个十五年前在警备区的会见室里一脸泪水的中学生不见了，那个时有惊世骇俗的超前见地却稚气时现的小女孩不见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端庄的学者，还是齐耳微卷的短发，还是明亮清澈的大眼，只是那双眼睛在重逢的喜悦里透出几分伤感。
司子林平静地看着我。如果不是在这之前我曾去学校见过他的面，我会很难认出他来，一脸刻意不刮的胡子，让人很容易想起特立独行的大导演，完全没有了昔日一介文弱的书生模样。
“本来说好了的，那次和你在警司见面的三个人都来，舒国良临时有事来不了，这真是一个遗憾。他委托我们代问你好，祝李妈妈和李伯伯健康长寿。”司子林说。
“你看他们这样客气，送来这样一个大蛋糕。”姐姐走过来对我说，“他们不该这样破费。”
这是一个在电影里才见过的生日蛋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还鲜有过生日吃蛋糕的，那时他们的工资都很低，这一份礼我感到有点重。
“你也不是为你一个人的事坐牢，你父母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不都是一样的？这几年各忙各的也顾不上来看一下，现在送个蛋糕表示一下晚辈的心意是应该的。”燕妮丹说。
“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吧？我听说过一些知青在下放期间的艰辛，何况你们又是背着造反派的身份，恐怕是双倍的艰难。”
“那一段已经是历史了。不过真要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我们是1968年底开始下去的。”
“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收到了燕妮丹的最后一封短信，信中说你们马上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第一批已经走了，第二批也马上要走，说以后很难再来看我了。信是塞在一包红沙糖里送进来的，传东西进来的看守还问我来人是不是我的亲戚？说要不是看她哭得那样伤心，他是不会把那包糖拿进来的。本来听了这话心里面已不是滋味，后来又看到这封信，心里一下子空荡荡的，人像悬在了半空中。”
“那时候大家心里什么想法都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到这一下去可能一辈子就交给农村了。我们会自顾不暇，怕你长时间没有我们的消息产生一些什么想法，赶去给你送了那最后一封信。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我们都下去了，再难，还有同学在一起，相互有个支持、有个照应，把你一个人丢在里面，也不知是什么在前面等着你，想想都替你难过。”
司子林插话说：
“刚下农村时太年轻，不懂事，我那个小组一个女生都不要。班主任老师知道后写信大骂我胡涂，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一开始还不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男生知道了由于自己的胡涂，让班上的女生遭受了多少惊吓甚至伤害。”司子林说起了当年下乡时的幼稚。
燕丹妮接着说：
“你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天吃过晚饭后我去找杨玉敏，从二队到六队还有点远，天快黑时，大堤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人还没过来那秽言秽语就飘过来了，自行车和我擦身而过。上面的两个人一看就是乡里那种混混。
也许是第六感觉在起作用，他们的眼神虽然只是一晃而过，但我感觉到了那不怀好意的眼神里隐藏着的危险。他们刚过去不久，趁他们没有回头望时，我几乎是一个跟头从堤上滚到堤下去的，刚好堤下有一片低矮的灌木，我顾不得会不会有什么虫子蛇一类的东西，趴在里面动也不敢动。果然，没几分钟，就听见自行车骑过来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她走不远的。听到这话我当时骇得心里直颤，没隔多久又听见他们推着自行车回来，大概是追了一段路没看见人又调头回来找。听见他们说怪了，人会跑到哪里去呢？他们用小石头朝我藏身的这片灌木丛扔，希望能把我赶出来，几次我都绝望了，死的念头冒了出来。老天爷保佑，最后他们放弃了对这片灌木的搜查。
“在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地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当时天气已经有点凉，但全身却汗透了。人本来就在恐惧中，再经风一吹，身上发冷腿发软，路都走不动了。这时天完全黑下来，杨玉敏那里我不敢去，自己的队也不敢回，黑灯瞎火的，怕在路上又碰到坏人，一时间我是感到那样的无助，就像世界的末日到了。好在隐约看到不远处有灯光，那灯光是我的一线希望，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灯光小心翼翼地走去。”
“你不怕刚脱虎口又落狼窝？”
“谁说不怕呀？但我总不能在这荒郊野地里过一夜，总要去试一下。走了一程后，心不那么慌乱了，慢慢的也有了主意。走近了看清这里是个仓库，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不敢贸然敲门，就躲在暗处观察。等了好一阵子，门开了，里面出来个人解溲，我看清里面有十好几个男人，年纪都不小，直觉告诉我他们对我没有危险，等那个解溲的往回转时，我从暗处走出来，在他刚要把门关上的时候我一步跨进去。
“突然冒出来一个女知青，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此时我不怕了，那十几个人倒是一脸的惊恐。我说外面有坏人在追我，这里安全，我要在这里躲一晚上，明天一早我就走。里面的人立马说不行不行，你一个女学生伢，我们这一屋子男人，那怎么行？我说怎么不行？你们睡你们的，我在这里坐一晚上。他们说真的不行。但我不理，我已经铁了心，在里面找了个板凳一坐，任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出去。最后他们没办法才跟我说了实话。原来他们是一群‘五类分子’在这里办学习班，说留你在这里队里知道了会罪上加罪。一听说是‘五类分子’，我更放心了，相信在这里我绝对没有危险，更不会走了。最后他们没有法，派个人把办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找来了，在听我述说了情况后，这个负责人把我护送到一户人家，告诉我这家人刚结婚不久，那男的非常本份，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我进门时，看见大红喜字还贴在上面。那男的被赶到柴房临时搭了个铺，我和新娘子睡了一个晚上，那睡得着呢，两个人谈了一晚上家常。”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恐怖的经历，幸亏是有惊无险。”
“其实这样的事，恐怖就那一下，过去就过去了。最难过的是在农村的最后一年，大部份人都招工走了，最后只剩下几个造反派中的老大难。当时说我参与了跟北航红旗韩爱晶的秘密串联，政治上有重大问题，招工时死卡住我不放。人越走越少，经常屋里就我一个人，整夜不敢睡是常有的事。不是我父亲最后想办法把我弄出来，不知那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
“那次你父亲来的神情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那种对儿女的担心和在那些土皇帝面前的斩钉截铁至今还清晰可辨。”燕妮丹的叙述勾起了司子林对往事的回忆。
“子林，从你的外表看，好像身体还不错，怎么我总觉得你说话好像中气不足？”
“上次碰到你时我没有说。我和她的情况差不多，说我父母都是右派，我又是造反派，招工也是一卡再卡，最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被招到了省假肢厂。当时高兴得要死，工作不知多卖力，经常主动加班加点。一段时间后头就开始晕，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越来越厉害后到医院去一检查，才知道是粘合剂里的苯中毒，苯中毒没法根治，身体的元气大伤。□老师后来想方设法把我弄回了实验中学，身体情况才没有继续恶化，但一直也没能恢复。”
“没想到你们也是多灾多难。舒国良情况怎么样？”
“他比我们要稍稍好一点，现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正说到这里时听见姐夫招呼大家入席。
“我们都入了座，怎么不见寿星婆？”大家都坐好了时，有人问我姐夫。
“她不让我们插手，硬要自己掌勺，请都请不出来。”我姐夫解释说。
“那怎么行呢？我们坐着让寿星婆忙，我去喊。”六姨妈起了身。
“六姨妈你坐，我的事忙完了，菜烧得好不好吃都是我的一个心意，你们莫笑啊。”母亲风风火火地从厨房里走出来。
“李嫂子，你就莫谦虚了，你的手艺谁不知道？来来来，我们先敬两位寿星一杯，祝你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年更比一年强。”六姨妈说。
“谢你的吉言，感谢你们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能有今天，没有你们好心的帮助，怕也难，我们平头老百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只是一种愿望，更实在的是希望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愿我们这些老姊妹、老弟兄都平安、健康、幸福；愿年轻的一代工作顺心、事业有成。”父亲简短的答谢，
说得大家一脸的灿烂。
幸福写在两位老人的脸上。十五年来这个家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十五年来家里就没有这样请过客，完全没有这个心情和气氛。眼前的情景大概只是在梦里出现过，美梦提前成真了，两位老人如此灿烂的笑容肯定是多年未有的。没人问我在里面的具体情况，除了千叮咛万嘱咐之外，每个人都在劝我多吃一点，这亲情和友情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我，我一次又一次感谢这些可亲可敬的老人和朋友。此时在我眼里，这世界就是一个温馨的港湾，那些艰难的坎坷好像只是遥远的往事。
“李乾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哇？”姐夫的一句话让所有人意识到对于我来说，眼前的一切虽然不是虚幻的，但却是短暂的，很快我就要回到那高墙里面去。父母的脸色阴下来，一屋子的人都有点戚戚哀哀地看着我，空气一下子变得很压抑，一时间大家都停住了手中的杯筷。
“大家手里的筷子别停呐，李乾还有几年就回来了，到时再好好请请大家。”母亲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对大家的影响，忙笑着说。
慢慢地，大家重新举起了酒杯，但已没有了先前的气氛。
又是一阵千叮咛万嘱咐，在至亲好友们慈爱关切的目光中，我要回到那里面去了，现在我还是属于那一个世界的人。不过，我现在已完全没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备区接见后要分手时的无奈和伤感，我离这个世界已不太远了。
燕妮丹和司子林执意要送我到武昌南站。一路上我们随意地聊着，既有对往事的回忆和感叹，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和担心。再一次说到如果舒国良也来了该有多好，他们告诉我舒国良就住在我将要经过的张家湾。
“写《秦王李世民》剧本的听说是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女学生。”我提到了当时正在中央台热播的电视剧。话语中有一点后生可畏的味道，可能还有一点怕被社会淘汰的担心。
“那有什么？她已二十好几了，你忘了我们十七八岁时候的胆识和文章？我们要做，有什么做不成的？”燕妮丹还是当年那样自信。
“我常常想起当年的‘拼命’战斗队，常常想起毛主席的那段‘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的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司子林若有所思地说。
在和他俩挥手告别时已没有了十五年前在警备区分手时的伤感和失落。
数年后，三个当年在警备区和我见面的同窗好友，在另一种坎坷面前，用坚韧、执着和超出常人的付出，证明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两个是博士生导师，
另一个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还有那个写了“如果打了你，请在你回给我们的纸条中划上一个“O”的同学在一个几千人的单位任党委书记。同学中谁有了难处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友谊之手，这是一批多么优秀的人他们的不懈奋斗和努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力量，这些年来我之所以没有沉沦，害怕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车到了张家湾，下车后我看看时间还早，估计舒国良也应该回家了，萌生了要去看看他的念头，在那三人中只见到燕、司二人，总觉得还差点什么。等找到他家时天已暗下来了，没料想敲开门后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请问舒国良是不是住在这里？”我小心翼翼地问到。
“你是谁？”眼前的不速之客让她一脸的警惕，好像还有点紧张。
“我是他中学的同学。”
“你是他中学同学？我好像没见过你，请问贵姓？”
“我叫李乾。”
“你就是李乾？！快进来坐，他是我先生。”女主人一脸的警惕变成了兴奋和热情。
“他人呢？”
“还没回来，照说早就应该到家了，你进来坐一下，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那就不打扰了，我下次再来吧。”
“你怎么也要进来坐一下，大老远来，进来喝杯水吧。”
拗不过女主人的热情，我走进了这个虽然不算大，却布置得非常雅致的家。台灯下，桌上的书和笔记本还摊开着，女主人挺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还在用功，让人心生钦佩。
“我早就听说过你，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什么时候回来的？”说着她递给我一杯开水。
“我还有几年才能回来，今天是出来有事，顺便来看一下。”
“是这样，那你出来一趟肯定不容易，不见他一面多遗憾。”
在下一分钟他就会出现的期待中，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这个舒国良还没回来。
“不能再等了，我还要赶回去，下次有机会再来。”我对女主人说。
“对不起，对不起。”女主人一脸的歉意，连声说着，好像是她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她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在岳麓山下也是一脸歉意的舒国良。
告辞了女主人，我匆匆往回赶，离开了路灯林立的大道，进入了乡村田间的土路。下午天气还挺阳光的，不知什么时候飞来的云层把整个星空遮得严严实实，四周一团漆黑。尽管沿着那条熟悉的土路回去也不会耽搁晚点名，我还是想早点赶到，就拐进了一条在记忆中我曾走过的小路。谁知在黑暗中越走越觉得不对头，越走环境越陌生，在我记忆中的那几间小屋始终未出现，转去转来最后竟转到了一片墓地。等我辨清那里的一块块墓碑和一个个坟堆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一天的兴奋一下子全没了踪影。
在是原路退回还是继续前行的犹豫中我已没有了准确的时间概念，不知晚上的点名是否已经开始？想到我很可能辜负了指导员的信任，进而会给他带来麻烦时，心里开始发慌，心跳就像打鼓。越发慌就越觉得周围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隐藏着危险，这看不清摸不着的危险让我觉得按时参加晚上点名已经不可能。从头顶上传来的乌鸦叫声近在咫尺，那哇哇的叫声让人心惊肉跳，飘忽不定的鬼火好像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不时化为孤魂野鬼的幻影。从不信迷信的我在慌乱中竟然念念有词：请原谅我的冒失，请原谅我的冒失，我不是有意来打扰你们安宁的，我马上走，我马上走。
最后的主意是原路退回，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今晚能回到监狱，只要今晚能够赶回去，至少不会给指导员带来太大的麻烦。好在我的方位感还没有完全丧失，在一片漆黑中我竟然准确无误地从原路退回，然后沿着那土路一阵狂奔，几次差点跌进路边的水沟里。等我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中队办公室门口时，指导员一个人在里面踱来踱去，我的出现好像让他松了一口气，不等我开口，就听见他说什么都不要说了，快去参加点名，队长在里面等你。
我赶到监舍时，点名还没开始，我长长嘘了一口气，一下了瘫坐在床上。队长正饶有兴趣地站在那里看中队的两个高手下象棋。等一盘棋下完了，队长才转过身来，在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后说：各小组清点人数。
我心里完全清楚队长是在用看棋的方式不动声色地等我回来。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了，队长；谢谢你了，指导员。
［注释］
①“三种人”：“三种人”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后全国有一个大规模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清理“三种人”的运动。
②“五类分子”：指当时被视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