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你说什么，她抛下你和孩子出走了？你说什么？”特德的母亲嚷道，而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听懂她的话。“出走了？把你和孩子抛下了啊——！”这种叫嚷他从小就听惯了。“你说什么？溜进福特汉姆街电影院给抓住了？你说什么？你被经理关在他办公室里啦？”电影院经理认识他们家。特德的父亲当时在福特汉姆街开一家小餐馆，电影院经理没有报告警察，只往店里打了个电话。特德和约翰尼马林本来想起杰米佩雷蒂从里面把大门推开时乘机溜进去，躲在电影院里的暗处，就象电影《敢死队》黎明出击里的队员一样。可是他们给看门人抓住了，准备把他们象电影《大房子》里的囚犯一样送进监狱。“你说什么，我的儿子犯法？啊——！”经理释放了这个屡教不改的惯犯，换得了一盆热气腾腾的火鸡。特德的哥哥对他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老弟。”
比里出世以前，特德和乔安娜曾到洛德代尔堡去看过朵拉和哈罗德克莱默的新居，那是一座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公寓大楼。哈罗德看电视的时候，朵拉带他俩各处看看。她对住户说：“这是我的小儿子特德和我的媳妇。”在游泳池边上把儿子介绍给别人都要说明职业，介绍女儿和媳妇也要根据她们丈夫的职业来介绍。她说：“特德是做生意的。”但是没说明他是广告推销员，因为她自己也弄不清楚那究竟算什么生意。要是他跟他哥哥一样是个酒类大批发商，那就容易解释得多，比如说：“这是我的大儿子拉尔夫，是个酒类大批发商。”或者跟西蒙家的孩子一样是个医生也行。
“你一直在忙些什么？”
“忙着解除婚约。”
“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新近流行的玩意儿。”
“怎么能容忍这种事？”
“特德吗？”他父亲终于放弃了电视播送的比赛节目来接电话。他之所以没有早点来接是想看看事情是否要紧，是否值得他来接。
“你好吗，爸爸？”
“你让妻子走啦？”
“不是通过民主协商决定的。”
“她把孩子也扔下啦！”
他嚷了起来。他一定是感到这是个奇耻大辱。特德从来没听到他父亲象母亲那样叫嚷过。
“我把事情全安排好了。”
“安排？”她母亲尖叫道。“怎么可能安排好呢？”
“妈，听我说……”
“你的妻子逃掉了……”
“我雇了一个挺能干的女管家。她带大了自己的孩子，也照料过别人的孩子。”
“哪儿的人？”她很快地问。
“呃——波兰人。”
“好的。波兰人勤快，不过也不济事。这是悲剧，是耻辱。”
“她挺正派。以后每天都来，什么都归她料理。”
“耻辱。那个女人，她是个浪荡女人，浪荡女人！”
“妈，你可以用各种名称叫她，她的为人有许多方面我也弄不清楚，”他说着，一面尽量忍住笑。“可是，你怎么会认为她是个浪荡女人呢？”
“就是浪荡女人，”她肯定地说。
“是婊子，”他父亲在旁边添了一句。
他原想把事情干得利落些，但是不够利落。他挂断电话，想到他们竟然称她“浪荡女人”和“姨子”，还是不由得笑了。
维柳施卡太太称孩子威廉，孩子称她维柳施卡太太。特德也称她维柳施卡太太；她称特德克莱默先生。特德很欢喜这种一本正经的称呼，这样一来，他们就好象同世系久远、惯用仆人的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庭一样了。她是个文雅而有条理的妇人能凭直觉照看孩子。对于比里说来，妈妈走了不再回家那是个深不可测的问题，对于他，生活琐事才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谁送我上学，谁来接我，谁给我做中饭，什么时候看电视，谁给我做晚饭，谁来做妈妈做的事等等。这些是实际问题，如果无法解决，他会感到害怕。他妈妈的离家并不等于他的世界崩溃了。没人给他花生酱三明治才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在寻找管家的过程中，比里关心的是这些事，他用紧张不安的问话来表达他的忧虑：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离校、什么日子干什么、什么时候吃饭……谁干什么事、谁承担什么？埃塔维柳施卡太太来后，深不可测的问题依然存在——妈妈不回来了吗？不过所有其他疑问都由维柳施卡太太解决了。有好几天比里老在叨念：“爸爸，维柳施卡太太说我吃过一块饼干，不能再吃了。”一天早上，特德陪他俩上学，他走下人行道要穿过马路，比里责备他说：“现在红灯不准走，爸爸。”
“我们只在指示灯允许通行的时候才过马路，克莱默先生。这样他就能学会啦。”
“好的，维柳施卡太太，你就拉住我的手，带我过马路吧。”比里说。
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稳定。父子俩在内心深处还是不知所措，但是在生活琐事上、在花生酱三明治问题上，在是否允许通行的问题上……都有维柳施卡太太作主了。
他对同事们是这样说的：“我的妻子对婚姻和孩子厌烦了，”而且经常说：“可是我展了个能干的管家，问题全解决了。”他紧接着说这么一句话，就堵了他们的嘴，省得他们再问长问短。
在他上班工作和家里生活都上了正轨以后几天，他决定打个电话给乔安娜的父母，因为他们那儿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知道乔安娜在哪儿。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乔安娜特意把通知他们的差事也留给了他。
“您一点都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乔安娜离开我们啦。哈丽特。她走了。她撇下比里和我，独个儿过日子去啦。”乔安娜，你多讨人欢喜，真把这份差事留给我啦。对方好久没吭声，特德接着说：“我以为她自己跟你们讲过了。”
“她撇下了儿子？她自己的孩子？”
“还撇下了我，她的丈夫。“
“你干了些什么事惹她生气了？”
“啥也没干，哈丽特。我没请她走。”
“我快发心脏病了。”
“别急，哈丽特。山姆在哪儿？”
“在后边。”
“请他来接电话，我等着。”“我快发心脏病了。”
“别发心脏病。快叫一下山姆。”
他心想：自称快发心脏病的人是不会发病的。
“喂？”
“山姆，哈丽特没事吧？”
“她现在坐着。”
“她告诉你了吗？”
“你怎么用电话跟我们说这样的事？”
“也许我写信会好些。”
“乔安娜撇下了她的孩子？”
“对，她——”
“她自己那个漂亮的小宝贝？”
“她说为了自己她需要这样做。”
“我快发心脏病了——”
“等一下，山姆——”
“我快发心脏病了。哈丽特，你跟他谈吧，我快心脏病了。”
“山姆，你能这样讲，准保不会发病。”这是他根据以往一个病例作出的判断。
“特德，是我——哈丽特。山姆坐下了。”
“他没事吧？”
“我们现在不能跟你讲话啦。你这个消息把我搞得心乱如麻。你真不害臊。”她把电话挂上了。
特德星期一到星期五一般是六点左右到家，他跟比里一起吃饭，给他洗澡，玩一会儿，念故事给他听，直到七点半左右比里上床睡觉为止。这一个半小时过得挺快。埃塔周末不来，这段时间是挺长的，特德为了打发时间，并且让比里高兴，每逢周末总去参加旅行社组织的纽约市观光旅游。这天早上他打算带比里去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时门铃响了，乔安娜的父母站在门口。他们快步进房，随即四下散开，象搜查队有了一点线索在找暗藏的炸弹一样到处窜。他们猛地把房门推开，发现一个小孩在看电视，于是他们拼命拥抱他、吻他，给他填色画书，弄得他惊慌失措。他们巡视了住宅各处，掌提了第一手材料后，咕丽特宣布：“她不在这儿。”山姆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仿佛他能找到什么重要线索似的。他盯着房间里的比里，孩子一直坐着没动——现在是电力公司放映《蜘蛛人》，外祖父外祖母都没它要紧，即便他们是从高贵的波士顿来的也不行。山姆对孩子“啧、啧”了几声，无力地在长沙发椅坐下。
他们真是引人注目的一对。哈丽特身材小巧，黑眼睛，五十岁了看上去还挺年轻，头发略灰，没有染过。山姆有一张英俊而瘦骨嶙峋的脸，身材象运动员，有一头引人注目的白发。特德忘了他俩有多显眼。毫无疑问乔安娜是他们的女儿，而比里也是他们的骨肉。要是以为他们也会把这孩子撂下不管可就错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乔安娜的父亲用装腔作势的口气问道。他从波士顿到这儿，一路上似乎都在背这句台词。
特德把乔安娜出走时的情形重新叙述了一通，竭力使用报道的手法，精确地重复她所说的话——你们也肯这样对待我吗？——他们听着，眯缝着眼，仿佛在听人家讲外国话。
“她从来不给人添麻烦，”她妈妈说。
“啊，可现在添麻烦啦，”特德回答道，亮出了自已的观点。
他们不理解。他们交给他的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而他竟这样地对待她。他们就当着坐在那儿的特德的面，回忆起乔安娜早年的光荣史来。那是在她认识特德以前——他们数说那天晚上她有多俏……接着，他们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比里在特德放着电视机的卧室里叫唤，问能不能看《芝麻街》节目。孩子呀孩子，他们跳起身来，冲进房去，看清楚他确实在房里，于是又重新吻他和拥抱他；孩子抬起头来，不明白为什么他看电视的时候，这些人隔一会就要进来吻他和拥抱他。他们走遍各个房间，检查窗上的护栏。特德哪会管家？他还没资格独个儿照料孩子。女管家是怎么样个人？他听说没有一个保姆拐走孩子，并把他谋杀了的事？干吗给比里看那么多电视？他吃些什么？谁料理他的衣服？特德力求圆满地答复他们的疑问。可是他们没听他的回答。他们老是在房里东张西望。棒子糖？你买棒子糖？药学专家问他。你不知道糖对孩子的身体有害吗？棒子糖对牙齿有害。特德安慰自己：他们是住在波士顿养尊处优的人。他们要维柳施卡太太在她的休息日来让他们审查。特德拒绝了。他们要带比里上动物园去。特德说：行，但是请他们跟比里在一起的时候，别一提到乔安娜就发出“啧啧”的声音，叫孩子受不了。
这样，他们又想起乔实娜来啦。
“她跟我们生活的时候，是我们的掌上明珠，你是怎么待她的？”哈丽特尖刻地说道。
“让你说中了，”特德回答。“她可能是个娇生惯养、没有规矩的孩子。问题就在这上面。一旦遇到困难她就象没规矩的孩子那样行事。”
“不许你这样讲我的女儿，”山姆大叫。
“嘘，别惊了孩子，”哈丽特要他小心些。
他们继续用吻和拥抱来围攻比里。特德打发他们上动物园去，然后自己到附近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西部电影。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内容跟他丝毫没关系。他们很晚才回家，比里因为吃了棒子糖手上发黏，衬衫上还叫烘馅饼弄脏了。这一天，孩子得两分，药学专家只能得零分。他们打算在纽约再留一天陪外孙，特德极力表示友好，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在长榻上过夜，可他们宁可住到一家汽车游客旅馆去。
第二天早上，哈丽特和山姆八点钟就到了，准备在纽约好好兜上几圈。比里要再去动物园，于是他们一大早就出发去“喊醒”那些动物。下午很早就回来了。
“我们得赶紧走，”哈丽特对外孙说。
赶紧走，赶紧走，去波士顿。赶紧走，赶紧走，去林恩。你要不留神，就会跌个大翻身。这是乔安娜以前常跟比里玩的一种儿童游戏。特德突然间想起来了。她虽然带走了衣物，却在身后留下了回声。
“嗯，你们如果有乔安娜的消息，”特德对他们说，“告诉她……”他不知道该捎个什么口信给她，“告诉她我们过得挺好。”
“是吗？”哈丽特说。“你当真以为将来能过得挺好吗？”
这一对“调查团”没跟特德握手就走了。乔安娜的父母得出了结论。他们认定特德犯有毁了他们女儿的罪行。
往后几个星期里，大家全明白乔安娜克莱默真的离开了丈夫和孩子，他们就各自寻找最合自己胃口的解释。拉里觉得目前是给特德拉皮条的好机会。特德对他说现在不想开展社交活动，没兴致。“关兴致什么事？”拉里说道。要是他能使老伙伴特德跟往日一样追逐女友的话，那么这种奔走追逐就成了合情合理的事，而不是象他某些女友所说的那样是疯疯颠颠的行为。他可以说，你看，连特德克莱默也在奔走追逐。
特德的父母却是从截然相反的社会立场来看待问题。要紧的是让特德再结婚。他有了伴，他们可以少操些心。
“我们还没离婚呐。”
“那你等什么呢？”他母亲问。
法律程序就要开始了。特德向他的律师朋友丹恩请教，后者打发他去见一位专办离婚案件的名律师。赶紧离婚，赶紧跟另外一个女人——随便哪个女人——结婚，就可以挽救他在迈阿密的名声，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挽救朵拉和哈罗德的名声。
“离婚能够得到旁人的谅解，”特德的母亲告诉他，“我对他们说你已经离婚了。”
“纽约州政府看来不会承认。”
“这没啥好笑的。事实上，我得找个托辞，说这个浪荡成性的女人有了外遇，所以孩子暂时跟你住在一起。”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路隔千里的哥哥，可是他们之间思想上的距离还不止千里。拉尔夫要给他钱，他谢绝了。拉尔夫一时只能想到这么一件事，所以讲完以后就把电话递给妻子。珊迪说她一向不喜欢乔安娜，要不是他们自已的孩子太大了，她倒愿意照料比里一段时期。说过这些能使彼此满意的敷衍话后，他们互道再会，接着又有好几个月不通消息。
苔尔玛认为乔安娜是一位复仇的天使，对所有可憎的婚姻关系采取了报复行为。她过来喝咖啡并对特德说：乔安娜的出走，使得“某些事情”表面化了。“查理告诉我他有外遇，要求我原谅他，我原谅了他。不过现在我要提出跟他离婚。”第二天晚上查理来了。“苔尔玛说我现在可以去跟我的牙科护士结婚啦。可是谁想跟她结婚来着？”他多喝了几杯酒，临走的时候，醺醺然地说：“要不是你，我现在还是个挺幸福的丈夫呐。”
乔安娜的父母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是不断地寄玩具来，他们想用给外孙送礼的办法来弥补乔安娜出走造成的损失。他们还经常打长途电话给孩子，可是孩子不稀罕长途电话。
“比里，我是外公！”
“我是外婆，我也在这儿，比里！”
“噢，你们好！”
“你好吗？比里。你在干什么？”哈丽特问。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唉呀，唉呀，象你这么个大孩子总不会闲着吧？”
“我在玩。”
“好极了。听见了吗，山姆？他在玩呢。”
他是哪种类型的孩子呢？比里是个热情的孩子。他会不厌其烦地说：“今天多快活，爸爸。”特德断定是个可爱的孩子。孩子们玩粗野的游戏时，他表现得不大有闯劲，所以特德猜想他大概继承了自己天性。比里长大起来，会不会跟他父亲一样没有闯劲呢？
孩子的想象力叫特德惊奇，比如飞兔的故事，奥斯卡穿过地道到巴黎去，棍子变成了火箭飞船，鹅卵石变成了汽车等等；他描绘得有声有色，以致特德去请教儿科医生，问孩子是否正常。医生说不但不应该担心，而且应该加以珍惜。特德安心了，并注意爱护培养。有一次他跟孩子就“生存的本质”问题有过这样的对话：
“爸爸，你小时候干些什么？”
“象你一样玩游戏。”
“你看《芝麻街》吗？”
“那时候没有《芝麻街》，从前没有电视。”
比里努力想领会这句话。
“你小时候没有电视？”
“电视还没发明呢。还没人想到怎么造电视机
象电视这样实在的东西在爸爸小时候竟然还不存在。孩子想努力理解这个问题。
“以前有苹果汁吗？”
“有，以前有苹果汁。”
特德心里在盘算：比里，你才四岁，就想研究世界了吗？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带比里到麦当劳去吃饭，这是为了让比里特别高兴才去的。
“你小时候有‘麦当劳’吗？”
“没有，比里，没有‘麦当劳’。”
“还没有什么呢？”“嗯，那时候没有麦当劳，没有宇航员，家里没有冰淇淋汽水，因为冰箱不够大。”他又对自己说：也没有抛下丈夫和孩子出走的母亲。
丹恩律师是巨人橄榄球队的球迷，他劝特德到尚赛——菲力普法律事务所去，还特地说明约翰尚赛也是巨人队的球迷。尚赛是个高个子，五十多岁，颇有气派，他在最初十五分钟里只谈历年来巨人队俱乐部，也许想以此来结好一位未来的顾客。接着谈到了特德的事。
“我这件事黑白分明，容易处理。”
“没这种事。我可以告诉你二十起案子——用你的话说，都是黑白分明、容易处理的。你说吧。”
“免了吧。丹恩向你讲了我的情况吗？”
“你的妻子出去散步了。她寄来一些文件，准备签字放弃一切权利。”
“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要等多久？要多少钱？”
“好，首先你得明白：我们既处理男方提出的离婚案也处理女方提出的离婚案。所以我们全见识过了。其次，离婚诉讼有时相当错综复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住在这儿，就应该在这儿提出申诉；别去计较她此刻在干什么。你有两个理由可供选择，一个理由是遗弃，这样大约要花一年时问，太长了；另一个理由是残忍和非人道的待遇——几个月就行了。”
“残忍和非人道……”
“你去找个医生。他会说你现在精神紧张。你确实精神紧张吧？”
“这……”
“你确实精神紧张。至于另一个问题，回答是得花两千元。”
“哎哟！”
“正如他们所说：我是老手。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也出过书。不那么廉价。有人收钱比我少，有人比我多。货问三家不吃亏，你应该各处问问。”
“老实跟你说，我现在没兴致打听。好吧，去他的，咱们干吧。”
“好。特德，要紧的是你得找个好律师。离婚得在法律上办得一刀两断，干净利落。我们处理的是你的生活啊！”
他信任这位律师。可是两千元……他想，终究还是被乔安娜逼着付账了。
比里的幼儿园组织一个收费低廉的夏季游戏团，每一周的上午活动，特德到幼儿园老师那儿去给他报了名。乔安娜刚出走，比里还在适应新情况的一个时期，这位女老师一直很关心比里。她对特德说她觉得比里很能适应新环境。“孩子们的适应性往往超出我们的估计，”她说道。特德现在不是每个周末都安排郊游了，同时也觉得没有必要把比里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离他们家几条马路的公园游戏场里，有比里欢喜的登攀装置，有喷水池，还可以远望沿着东河航行的船只，外边还有一辆食品车，随时可以买到瓶装苏打、冰淇淋和意大利式冷饮。特德坐着看新闻杂志，比里则一趟趟来要求荡秋千或吃冰淇淋。特德不想养成比里只跟爸爸玩耍的习惯，但是在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还是有不少时间在一块儿玩的。特德钻进巢屋或是坐到跷跷板上去，或者参加比里凭空想出来的某种游戏，他总是身材最高大的一个人。
“咱们玩猴子吧。”
“怎么玩呢？”
“你是猴爸爸，我是小猴子，我们去把游戏场里所有的东西全爬一遍。”
“所有东西全爬可不行。”
“爬滑梯。”
“好，我去爬滑梯。”
“你得象猴子那样吱吱叫。”
“爸爸不会象猴子那样吱吱叫。”
“你得在地上爬。”
“为什么不让我做一只直立的猴子？”
“猴子不兴直立的。”
他们的谈判到了一个微妙的阶段。
“好吧，”特德说道。“你管吱吱叫，你在地上爬，我用爪子稍微抓几下。”
“好的。猴爸爸用爪子抓。”
于是他们根据比里的想象，变成了猴子在非洲某处爬滑梯，特德呢，可以算是一只猴性不足的猴子。
七月的某个星期日，天气很热，他们带了午餐到游戏场去野餐，比里在喷水池边消磨了差不多整个下午，特德有一会也跟他在一起，并且仿效旁的父母，把长裤裤腿卷起，脱掉了鞋袜。特德坐在一边看书，比里在整个游戏场里东奔西跑，又是跳又是叫；他穿游泳衣过了一天，非常高兴。特德说：“你作送水人。”比里就把一个塑料杯子舀满水，拿过来倒在特德俯倒的头上，并且乐得咯咯直笑。他们在游戏场里呆到好晚，天气凉了，夜色更浓了，公园显得特别美丽。特德感到通体舒坦，比里玩了一天还在笑着跳着。他们在一起过了一整天；他想：孩子们的适应性超出我们的估计，成人可能也是如此。他朝周围望望，突然发现比里不见了。他既不在喷水池边，不在沙箱那儿，不在爬高，也不在玩跷跷板。特德开始快步地在游戏场里转。比里不在这儿。“比里！”他高声叫道。“比里！”特德奔到游戏场入口处的水池那儿去，可比里也不在。“比里！比里！”接着他从眼角上看到了他。孩子走出了游戏场，正沿着游戏场外边的一条公园小道飞奔。特德一边追，一边喊着，可比里连头也不回，只管一个劲地以不稳的步子跑着。特德加快了速度，追到孩子身后几码的地方，忽然听见比里喊道：“妈妈！妈妈！”前边有个黑头发的女人在散步。比里赶上前去，抓住她的裙子。她回过身来低头望着他，原来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妇女在散步。
“我以为你是我妈妈呢，”比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