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母亲的眼伤）

第二十一章

有道是母子连心，感应这东西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事后查阅日记，现母亲被锰铁崩了眼睛的时候，正是我想家的时候。

锰铁是一种合金，整块的拉到母亲工作的铁道线上。因为太大，需要砸碎成大块，才能人工扛下来。母亲劳动积极，没等车上砸大锤的工人歇手，就站到了车门旁。本来背着身体，偶一回头，正巧被一粒飞起的锰铁屑崩进了眼球。

到医院看了，除了敷药打针，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几天之后，母亲的眼球肿得不像样子。白眼球变成了红的，黑眼球变成了白的――上面长了一层白膜。姐姐来信说：这样子下去非瞎了不可。装卸营的干部说了，不论花多少医药费，他们都给报销。她想带母亲到南京来治疗，问我可知道哪个医院较好？

接到这信，我立马回了家。我跟姐姐一道带母亲到南京眼科医院求诊，他们使用一种磁吸附技术从母亲的眼球中吸出了那粒锰铁屑。医生对母亲说：“你还算幸运，眼球组织有三层，这片铁屑钻进了第二层，如果再深一点，那包晶体就淌掉了。”

因为吸出了异物，母亲的眼睛后来竟奇迹般恢复了，只是需要不断地点眼药水，不敢吃某些被称之为“物”的食品。我想到玉茭的母亲瞎掉了一只眼，也许跟我的母亲有类似的遭遇吧？

在陪母亲去南京看病回来的列车上，竟然遇到了谢宛儿。她上南京买教辅材料，跟我们乘同一趟车回马鞍山。她对母亲非常亲热，跟我反倒没有多话。母亲对谢宛儿也很热情，忘了自己的病痛，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的。

母亲跟我说：“你上次走，小谢同学来家找过你。我告诉她你坐船走了。”

谢宛儿朝我一笑，眼睛硌了一下。我本来想说我们在码头上见着了，但是她这么一硌眼，我的话又咽了回去。下车的时候，谢宛儿跟姐姐一左一右夹持着母亲，我倒成了多余人儿似的。

母亲对谢宛儿印象很好，不停地摸她的手，轻轻地叹息。母亲用那只没有包纱布的眼睛剜了我一眼，嗔怪我何以剃了个和尚头？我这时走路扎伤的脚还有点疼，虽竭力忍着，也叫母亲看出来了，她怀疑我做了什么恶事？当着谢宛儿的面就不留情面地问了。

我不得已把偷螃蟹的经历说了。谢宛儿夹在我和母亲中间笑道：

“想不到书呆子还会做这种事，倒是有出息了。”

母亲听她这样说，也就不好严厉地训斥我了。倒是姐姐抿嘴一笑，意味深长，让我有些着恼。

那天我们跟谢宛儿分手后，母亲问了我跟玉茭的事儿。她隐约感觉我们之间出了问题，只是从来没有当面问过。听我说完了她家人不同意的话。母亲说：

“不谈就不谈了吧，我看你们两人面相也不相合。这个小谢姑娘倒是非常不错，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分。”

我觉得我跟谢宛儿之间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缘分不到。

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经常负责在教室的后墙上出黑板报。因为我能写一笔好字，简笔画也能画两笔。有一回我心血来潮在黑板报上抄录了一自己创作的小诗，有一点儿利用手中特权的意思，也有一点儿炫耀。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反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杨光语文好，写一小诗当然不足为奇。

过了一段时间，登有我的诗作的那期黑板报已经擦掉，更换了新的内容，我把这事已经忘在脑后了。忽然，一个现让我激动了一阵子。这个现是：在谢宛儿的美丽精致的笔记本扉页上，竟然工工整整地抄录了我在黑板报上表的那小诗。

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这个现貌似偶然，仔细想想则不然。谢宛儿的精致的笔记本怎么会恰巧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谢宛儿是有意让我看到的。其用心非常明显，只是那时自己不开窍罢了。

她白白让我激动了一阵子，她在我心里引起的是对文学荣誉的渴求，而非爱情。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懂爱情为何物，好像一只刚刚育的小公鸡还没有打鸣呢。当我终于春心荡漾，打算坠入情网的时候，我第一个遇见的是玉茭，主动选择的是玉茭，而非――谢宛儿。

当然，谢宛儿也是不错的。既然玉茭退出了，那么谢宛儿补上正好合式。可惜这是母亲的逻辑。在我心里，正因为谢宛儿太好了，她理应成为被人选的对象。如果我因为失恋而二次选择了谢宛儿，一来我觉得她不会接受，二来就算她接受了，我对她也将抱愧终生。

与玉茭的爱情结束以后，我曾到照相馆去给自己照了一张肖像，背面题字“七日之禁”。照片上的我双眼炯炯如炬，有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慢。这张小像实在只宜自观，不宜示人。我却把它夹在给谢宛儿的信中寄给了她。

谢宛儿给我一张她与玉茭两人的合影，这份情意我实在受之有愧。因而我回船以后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在那封信中，除了回赠给她一幅桀骜不驯的像片之外，我还抄了一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给她：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谢宛儿给我回信，从语文教学角度讨论这诗，说：“如果一条路走不通，看上去是一件坏事。但是让人回到两条路的出点，又是一件好事。”

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越是走不通的小路，越是充满了诱惑。而容易走下去的路反倒让人止步不前。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厘清自己的观念和立场，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迷，一团麻，说不清道不明。

这次回来，在家乡遇到了马军。

我以为他调动成功了，说：“好家伙，几时回来的？”

马军说：“还没回来呢。”

我问：“不是说都调档函了吗？”

马军叹了一口气，压低了嗓门说：“原来联系的那家单位，我爸找的那个老总，因为贪污被请进宫了。***，这一下我的事全泡汤了。”

我问：“那怎么办？”

马军说：“怎么办？另找接收单位呗。”

我鼓励他：“对，另找。”

马军白了我一眼：“你当好找啊？全靠这个的干活。”他把食指和拇指在我面前快地捻动，那是点钞票的意思。

我陪着他叹了一口气。

马军突然拽了我一把说：“走，到丁巴子那儿去。”

我小声嘀咕：“哪个丁巴子？”

马军在我头上撸了一把：“丁宗强呗。”

“哦，是他呀！”我想起来了。丁宗强初三上了一半就提前退学，顶替退休父亲到工厂里上班了。“丁巴子”是我们当地土话，一般用来称呼排行老小的人。丁宗强姓丁，排行老六最小，里里外外人人都叫他“丁巴子”。

“丁巴子不上班吗？”我问。

“他下夜班。这会应该在家里。”马军说。

于是，我们勾肩搭背去到丁巴子的小屋。在那里，见到了在工厂工作的我的同龄人生活。作为水手生活的参照系，那种场景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广泛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