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仁政”的本质及其局限性（8）

自西周以来就已形成的单一政治框架限制了所有中国古典思想家的政治想象，儒家也并非唯一看起来过时的学派。更何况笔者并不否认，不论仁政理念如何不恰当，它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仍然引导某些君主实行温和统治，譬如减税、大赦和废除肉刑。郭建：《儒学中的仁与中国法律文化》，载中国儒学和法律文化研究委员会编：《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7页。但是如果儒家可以更深入挖掘“仁”的道德理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和道德理论将更加一致，也更有说服力；否则，失去了“仁”的核心部分，仁政的追求必然以失败告终。

当然，孟子在其政治主张中诉诸统治者的自我利益，至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换位思考，那么不难发现孟子向梁惠王之流的进言方式是便利乃至必需的。和古典时代的所有“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孟子面临着中国政治制度长期设定的悖论：对于文武、周公那样百年难逢的明君贤臣，他自然没有必要开导他们停止战争或剥削、减轻税负或储备荒年；而如果他想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乃至昏君*潢色小说http://Www.ShuBao2.CoM/class12/1.html施行仁政，那么纯粹的道德说教是行不通的。由于他们基本上就是自私自利的小人，只关心“专家”的建言献策对维持王权稳定的好处，因而如果只是让他们施行仁政、舍己利人，甚至为了人民的利益取义成仁，那么他们注定是听不进去的--凭什么仁义？它们究竟能为我做什么？仁政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臣民、更多的领土、更多的财富、更稳固的统治吗？这些正是梁惠王在《孟子》开篇向我们的知识分子抛出的问题，而孟子除了似是而非的正面回应之外几乎别无选择。面对这些平庸、自私、短视的统治者，孟子自然只能因势利导：是的，只有遵行仁义之道，才能维持甚至可能扩大你的利益版图；如果你还想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你就别再抓住名利不放，因为那样只能缘木求鱼；如果你手下的大臣们也都琢磨着如何从你这里得到更多的利，那么你的王国就危险了。因此，至少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宣扬仁义并施行仁政；只有那样才能带来长治久安，而稳固的江山只是仁政的一种“副产品”而已。见《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论点基本上概括了孟子在宫廷进言的整体逻辑，而这在当时环境下可以算作是最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

然而，如果我们设定一个不同的政治结构，便马上会发现进言的风格将会多么不同：如果统治者是由选举产生的，那么孟子就没有必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论证仁政不仅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对统治者自己也是有利的；除非他们是白痴，他们自然知道不施行仁政的后果--在下一次选举中输掉一切。如果孟子仍有兴趣不远千里来到朝廷，那么他将变成一个政策顾问：他的角色将不再是说服统治者“为什么”要施行仁政，而是告诉他们“如何”施行仁政。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下，统治者自身的利益结构得到了根本调整，施行仁义和仁政自然成为他们理性利益的一部分，而孟子的进言难道不比先前有力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