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4）

公共理性、民主与公正的全球性

尽管本书采用的视角不是从制度角度来界定公正原则，而是从人们的生活与自由方面入手，但制度因素在寻求公正方面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恰当选择的制度，将与个体及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一道，对推动公正具有重大意义。制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制度能直接有助于让人们按照其珍视的方式生活。在增强人们对能够纳入考量的价值与优先性进行审思的能力方面，制度，尤其是在公共讨论的机会方面（这包括对言论自由、知情权，以及对支持这些讨论的具体设施的安排），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书从公共理性（publicreasoning）的角度来看待民主（见第15～第17章）。这使得民主被诠释为“协商式治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对推动这一概念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我们也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即通过加强信息可得性与加强互动讨论的可行性，来丰富合理参与的内容，进而考察民主。民主不仅要从现有的正式制度这一角度，而且要从来自不同阶层的呼声是否都能被倾听来加以评判。

此外，这种民主观会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而非某一国家内部对于民主的追求。如果不将民主简单地视为设立一些具体的制度（貌似一个民主化的全球政府或全球选举），而是视为能有多大可能、在多大的范围内体现公共理性，那么推进--不是追求完美的--全球民主与全球公正将会极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由此也将有效地鼓舞和促进跨国范围的实际行动。

欧洲启蒙运动与全球性遗产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方法是否有其渊源？对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引言部分作更全面的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于公正的分析沿袭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所探索出的思路。但这里*我需要说明几个问题，以免读者产生误解。

第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传统具有联系，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本书的思想背景是“欧洲中心论的”。事实上，与其他关于公正理论的著述相比，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有人可能会认为是怪异的）是，我从非西方社会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尤其是从印度的思想史，当然还包括其他地方。在印度及其他许多非西方社会中，理性的论辩，而非依赖于宗教和非理性信仰的思想，源远流长。我认为，当代--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在关于公正诉求的问题上，由于一直将注意力放在西方著述上，因而多有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褊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