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遗失的美好”（3）

英国现代历史学先驱伯林-布鲁克认为，当纸质史书与亲历的口述史发生冲突时，口述史有着可信任的优先权。因此，上述这段史料我们无疑是不能忽视的，该文的撰文者万鸿年，当时是大众书店的编辑，后来担任过农工党北京市宣武区工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文中所提到的季方后来担任了大陆的政协副主席，是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孙炳文与任锐的女儿则是话剧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妻子、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而杨允鸿却是国民政府的政治犯，有过被当局拘押的经历，属于当时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需要说明的是，万鸿年所提到的另一位主编“丁丁”并非名为“丁夜莺”（疑为“夏莺”之口误，笔者注），而是另一位作家丁嘉树的笔名。

从这段话来看，《絜茜》杂志是进步的刊物，甚至还有农工党成员杨允鸿作为“操控”者协办，其幕后总导演乃是被官方称为“新四军老战士”的季方。既然如此，这份刊物缘何还会受到钱理群先生如此地攻击？

当然，笔者还可以提供一些零星的史料，让这个问题变得更难理解。该刊的创始人之一张资平曾被斥责为“汉奸文人”的典型，甚至有些大陆学者还用了战争化的语言称《絜茜》等杂志是“配合着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而“有组织有计划的”对革命文艺的文化“围剿”。可事实上，这份刊物却刊载了不少关于工农群众疾苦生活的稿子，甚至在约稿函中还声称“尤其是以工农劳苦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当尽先刊载。”——但是作为左翼理论家的唐弢又对其提出了批判：“这就是所谓的‘絜茜派’，编辑了《絜茜》月刊，反对普罗文艺。”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果然复杂化了，但是当问题越是变得复杂时，往往就越接近真相，文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一．三个张资平

要想解读《絜茜》月刊，必须要先解读其创刊人、核心编辑者及其主力撰稿作家张资平。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重读二张”（另一位是张爱玲）渐成热潮，关于其研究论文、学术专著已算多泛。张资平在现代文学界知名度颇高，缘由乃是他曾为笔下两位“汉奸文人”之一（另一位则是鲁迅的胞兄周作人）。因此，笔者在这里对于他的生平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们学术界所关注的却是“第三个张资平”——即1937年参加“兴亚建国会”并担任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的“变节者”张资平。而他变节投敌则是好友郁达夫在1940年4月19日《星洲日报-晨星》上揭发的，郁达夫在文章中训斥其为“丧尽天良的行为”，继而领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又对其点名批判，使得张资平文化汉奸之名扬名海内外，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抗战结束后，胡适、陈立夫均拒绝为其说情，他险些身陷囹圄，几乎成为流落上海滩的流浪汉，但是1949年之后没多久，他旋即因“汉奸罪”被投入监狱，最后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