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遗失的美好”（5）

如果照此路数发展下去，张资平应该会成为“抵抗文学”中的领军人物。抗战军兴时，他跟随着其他学者奔赴广西大学任教，结果日军轰炸广西，自己又遭到同事们的排挤，旋遭广西大学的解聘，不得已他又从广西躲避至越南，最后乘船从越南回到了上海——选择回沪的张资平等于在逻辑上终结了自己“抗战作家”的生命，“第三个张资平”遂粉墨登场，“汉奸”这一头衔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文学贡献所给他带来的名声。

回到上海的张资平开始遭到“吉斯菲尔路76号”日军特工总部的骚扰、恐吓与利诱（日军希望通过他的“变节”瓦解中国的抗战知识分子阵营）。开始他是非常坚决地拒绝，后来不堪其扰的他只好屈服，允诺只担任伪“农矿部技正（工程师）”这一虚职。自此之后，生性孱弱的张资平终于一步错而步步错——一方面受到良心的煎熬（他曾辞去日中文化协会出版部主任一职），一方面又面临生命的威胁，于是便在威逼利诱之下逐渐走向变节。虽然只在伪政权内“被迫”做到“伪中央研究院”地质学研究员，但是由于之前其知名度太大，且又在日军淫威下“为求自保”而未能“以身殉国”，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汉奸”。

笔者在这里详叙张资平的创作生命及其分野，乃是为了审理《絜茜》月刊的创刊背景及其思想主潮。

《絜茜》创刊于1932年1月15日，通过张资平的上述经历我们可以知晓：在创作上，此时的张资平正是因为《天孙之女》大红大紫时，人生中最华美的一段刚刚启幕；在政治上，他又是“第三党”的新成员，而且该刊创刊前一个月的11月29日其好友兼“入党介绍人”邓演达又遭到当局暗杀，甚至在该刊流产的“第三期”预告中还准备刊发邓演达的遗稿——因此，于情于理来讲，作为《絜茜》主编的张资平此时都没有做“御用文人”的可能——准确地说，当时的他对于国民政府当局是充满不满情绪的。

那么，从《絜茜》的解读，应该从对张资平“去蔽”的文学史本身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