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出使美国(1937-1946)（3）

后来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岂不是完全和他的推测一一相符吗？前引保定谈话的影响，在这封信中也清楚地流露了出来。所以他又说：

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的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附在《日记》1936年6月27日条之后)

这可以证明他一直主「和」，是完全建立在「我们现在不能打」这句话的上面。两个星期以后，他和苏联大使也有一次交谈，他记道：

到苏俄大使馆，会见大使鲍格莫洛夫，同饭畅谈。他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日记》1935年7月12日)

苏联大使并不真是「为中国人设想」，他不过是执行斯大林当时的策略，希望日本陷在侵略中国的泥淖中，使他在远东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应付希特勒而已。但是客观地说，鲍格莫洛夫的分析则是有根据的。胡适「承认他的话不错」，这就表示他已深切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和平终不可得」。所以我们决不能根据后来的档，甚至胡适自己的话，断定他在抗战之前的六年中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后(即「八．一三」之后)才转变到「和比战难」的观点。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

下面让我引《日记》中几件大事说明胡适怎样坚持「和比战难」的立场。1938年10月8日，他大使履新的第二天，《日记》说：

得蒋先生齐(即八日)电。

下午译此文为英文。我尚未递国书，无法亲交此电。(^H小说中略)

与Hornbeck谈，托他将齐电文交与代外长，转送与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