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导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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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1章将要阐明无误的是,经理人不可能等待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他们的战略,他们不享有这样的奢侈。他们必须在今天就沿着已经证明为有效的路径改进他们的企业,否则就会被那些愿意施行这无可抗拒的变革的对手甩在身后。

第2章“离岸转移的经济学与驱动力”提供了一个可用于分析和理解离岸转移机会的框架,并讨论了为什么服务全球化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这章的开头部分,我们简短地回顾了有助于理解和评估离岸转移机会的两个经济学框架。第一个是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提出的价值链。价值链的框架允许分析者对企业这“黑匣子”的内部进行考察,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的职能或作业。波特的洞见是,比较优势产生于职能/作业层面的能力,而非企业的层面。

第二个框架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简称TCE),它解释了企业边界为什么存在,存在于何处,因而有助于我们思考为什么企业将有些作业留在本地由自己进行,而将有些作业“外包”给其他企业,另外一些则从遥远的地点采购。随着企业、供应商、客户和技术的演进,转移作业使其跨越企业边界或地理边界所涉及的交易费用也随之改变,从而影响到企业面临的采购选项和收益。

然后我们将回头再次考察有关外包/离岸转移的决策,并使用TCE框架来讨论致使某项作业成为跨越企业或地理边界而转移的考虑对象的可能性因素。

第1章我们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服务贸易越来越类似制成品的贸易(生产和消费可以在地理上分离),而在第2章我们揭示服务贸易在哪些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制成品的贸易。

何以如此?首先,服务业通常比制造业更为劳动密集,这意味着低工资的国家在服务业的优势比它们一向在制造业享有的优势更为突出。其次,新的(语言上的)工种类型也可以离岸转移了。第三,服务贸易通常具有同时性——亦即实时地发生——使得这种新型的贸易高度可见。第四,企业内部的离岸转移通常发生在作业的层面,远程采购的业务活动与保留在本土的业务活动保持高度的关联。这意味着已经被离岸转移的某项服务活动——例如账务处理、收款或产品设计——还在每天与公司余下的员工互动。

再者,并非所有的服务都可离岸转移。仍然有好多类型的工种不会被提到离岸转移的日程上,至少现在不会——有些永远也不会(你本地的理发师、警察,还有你的小学老师可能永远不会受到离岸转移的威胁)。一些接近公司心脏的工种——其核心能力——也许会是“安全”的。然而日新月异+激情小说的技术要求我们持续不断地检讨哪些是可能的。放射科医生曾以为他们是安全的,现在结果已变得明显了——他们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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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转移:抓住离岸外包的最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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