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公正与权力之辩人性（10）

简言之，放到认知的历史中来看，这与主体的主权原则有关。另一个主张不再允许我们拯救主体，而是拯救真理。如此，真理不是由历史构成，它不一定必然在历史中自我构成，而只是在历史中显现。人看不到它，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接近它，它在阴暗处，等待显现。真理的历史在本质上在于其延迟，贬低，或障碍的消失。认知的历史维度总是否定真理的。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主张中的一个是怎样调整以适应另一个的：共同秩序的现象，“常规思维”，一段时期对“神话”的“偏见”，这些构成了知识的主体必须翻越或超越的障碍，以最终获得真理；为了“发现”真理，知识的主体必须首先处于一种“怪异的”地位。在某个层面上，这使得科学的历史带上那么一点“浪漫色彩”：发现真理的人是孤独的，独创性通过历史重新展现它的独特，然后拒绝历史。更为根本的是，这是在认知的历史上叠加知识的理论和知识的主体。

如果我们把@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认知的效应，那会怎么样呢？如果理解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非个体的形态，而不是“服从于主体”，这产生真理的效应，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积极提出这一被科学史否定的整个维度；分析知识作为一种共同实践所拥有的生产能力，从而在认知的发展中取代那些个体和他们的“知识”。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这种知识依据我们能记录和描述的某些规律而起作用。

您也许会对我说，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学家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过，如果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这些史实，特别是他们是怎样运用意识、意识形态这些作为科学对立面的概念，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或多或少偏离了知识的理论。

总之，我特别在意理解的变化取代知识的发现的历史，因此，在关于创造力这一点上，我至少在表面上与乔姆斯基先生的态度大不相同。我认为这是一个淡化知识主体的困境的问题，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让言说主体的困境重新显现的问题。

然而，如果他已经使之重新显现，如果他已经描述它，那是因为他能够这样做。长久以来，语言学家把语言作为一种拥有共同价值的体系来分析。作为共同的整体性原则允许某一知识在某一阶段得以生产，这一点直到现在才有所研究。不过，对研究者来说，它呈现出某些非常实证的特征。以18世纪末的医学为例，从1770年到1780年挑上二十本医学书来读，然后从1820年到1830年挑上另外二十本来读，我说随便挑，就在这四五十年间，一切都变了。人们谈论的东西，谈论的方式，当然不仅仅是治疗方法，不仅仅是疾病及其分类，而且是医学观点本身，都变了。谁该为这种变化负责呢？谁是始作俑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