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六章《史记》是怎么炼成的（上）

题记：一直很犹豫是否该写这一篇，自己虽然熟读《史记》，但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还差的很远，而且《史记》在中国历史上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写不写也不多我一个。但是，既然写汉史，如果连《史记》都不做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权且勉强写下，拍砖就请免了吧！

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周朝的史官。在那个时代史官的世袭的，然而到了战国初期，随着中央政府的没落，司马氏分散到很多国家，或为将军，或为剑客，或为辩士，或为官吏。

直到汉武时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终于重操祖业成为史官：太史令，俗称太史公。

由于司马迁光芒无限，我们往往淡忘了司马谈。其实，司马谈在中国国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汉书司马迁传》中就记载了司马谈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精要，对这六家的理论做了明确的归纳，虽然是一家之言，却成为学习国学的总纲。

我以前在老师的要求下就曾熟背此章，堪称国学的启蒙之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权且作为国学扫盲读物吧！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乡下度过的，“耕牧河山之阳”（今陕西韩城）。

在父亲的影响下，十岁就能背诵古文，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十五岁（前130年），举家迁往长安，在那里他师从董仲舒，学习，为学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那显然不够，激情四射的他二十岁决定外出游历，还要做到“行万里路”。

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汉书》）

在那个交通不便，猛兽四出的年代，这样的游历需要多么大的激情和勇气！

正是凭着这份激情和勇气，他仗剑天下，饱览山河，成为当时最博学最有见识的年轻思想家。

但是，所有思想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曲高和寡。

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美誉”，从世俗的眼光看他是狂妄的，他是不循规蹈矩的，当然不是什么大好青年。

在父亲的运作下，他还是谋到了一份差事：郎中，成为大汉帝国的一个小官吏。

郎官任上，司马迁感激涕零，一心营职，拜将封侯也是他所追求的，“以求亲媚于主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生活在这个尘世中，谁能免俗？

前111年秋，三十四岁的司马迁被封为中郎将出使西南，负责解决唐蒙和司马相如都没有解决的民族矛盾。

唐蒙的手段是武力征讨，司马相如的手段是登高做赋，对于解决民族矛盾似乎都不太合适。

踌躇满志，文武兼备的司马迁一心想像张骞一样建立不朽功业。

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司马迁此行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意气风发的司马迁肯定左右逢源，成功收复西南各族，极大的拓展了大汉的疆土。

前110年，司马迁风尘仆仆赶回了长安，向刘彻复命。而此时，刘彻也没有心情理他，因为整个帝国都在准备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封禅。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刘彻亲帅十八万大军，无数后勤人员，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却把一个使命感和自尊心都极强的人留在了洛阳。

此人就是司马谈。

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负责记言记行记事的太史令都不能亲临现场，司马谈是何等的羞愧，自责和绝望。

他一病不起，奄奄一息。

司马迁急忙来到了父亲的病榻前，就在这里司马迁义无反顾的从父亲手中接下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使命：论载“天下之文史”

从此，中国也许会少了一个帝王将相，但世界却多了一个名扬千古的史学家。

但这对司马迁本人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人生转折，三十五岁，正当盛年，建功立业似乎触手可及，封侯拜相似乎并不遥远。然而，此时他不得不宝剑入鞘，骏马卧槽，岁岁年年，青灯古卷。

我无法体会那其中的艰辛曲折，但是我却可以理解。

三年后（前108年），他终于从帝国的官僚系统退了出来，排除了所有的诱惑，排除了所有干扰，他勇敢而坚定的接过了父亲的大旗：太史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