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变的目空一切、自命不凡(3)

很容易看到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物质上被宠坏的，他们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导致孩子被娇惯的原因。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转变，那就是申辩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力量。在一些情况下，多数人的申辩是导致民主产生的重要手段。例如，父母动员起来要求给贫困地区的学校更多资金。残疾人联合会强迫公共戏院设立无障碍通道以便于轮椅行走。这种方式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开辟了途径，也使机会能更均等地提供给大家。不幸的是在一些上层社会群体中，申辩有时变异为老于世故的人得到更好、更多机会的工具。一方面家长们对孩子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同时他们精力有限，必须在职业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开始运用所学到的消费技巧，不再考虑“正确”、“公平”与“可能”的界限，而是问：“我能从老师身上得到什么？能从教练身上得到什么？能从学校得到什么？”例如：患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的儿童或其他残疾儿童在一些考试中可以延长时间。对残疾儿童来讲，这种安排使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而对没有残疾的儿童来讲，延长时间无疑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自从１９９１残疾人教育条例修改后，被确诊为多动症的孩子成倍增长，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群体中。１９９１年ＥＴＳ收到了１．８万份考试延时的申请，１９９７年这个数字一跃为４．２万份。我们还知道有两所残疾学生最多的高中，《谈话》杂志披露说它们是两所极优秀的高中：纽约的达尔顿学校和加利福尼亚的十字路口学校。最近的新闻还提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克瑞丝·凯芙，一位现代舞演员、舞蹈设计者，向圣弗朗西斯科人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歧视的申诉。她坚持说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初级班没有录取她女儿，是因为她像她妈妈说的那样“有小个子运动员”的身材。这个女孩８岁，同６１名孩子一同参加考试，但却成了１８名落榜者的一员。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在招生简章中登出了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包括“具有良好比例的身材，挺直灵活的脊柱，从胯部开始笔直的腿，合适的脚弓”。初学者都需经过考核。这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就像对篮球运动员身高的要求一样。圣弗朗西斯科市《反歧视法》规定，不给予那些在身材上有歧视的组织资金，凯芙夫人觉得自己因此有了反对这个学校的理由，她说：“这是我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这个，我只是一个愿望没有达成的母亲。”母亲妄图改变世界以适应孩子的需求，这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般来讲很少有人会那么做。但是界限在哪里呢？利用法律制度使孩子处于有利地位有什么错吗？假称孩子有某种学习能力的“残疾”，为他争取延长的考试时间，以便让一个Ｂ＋的学生变成Ａ有什么错呢？为孩子能列入优等生而斗争，以便为他进入常春藤名校铺路有什么错呢？家长们必须自己掂量这些事情，但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特权——将会使你的孩子受到伤害。首先一个危害是孩子不再相信你和你的赞扬，多数孩子很清楚事实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知道自己和同龄人相比差距在哪里。儿童尊敬、信任说实话的大人，他们有一种天赋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我在同小病人打交道时，常常发现孩子对真相十分敏感。我曾治疗过一个８岁的男孩，他患有胆囊纤维症。孩子的父母出于爱和不能接受事实的心态没有告诉他疾病的真相。他喜欢玩击剑，父母便热切地鼓励他练习，有时甚至近乎强迫，以此让他以为一切正常。尽管如此，孩子依旧明白他的病可能很严重，父母给他鼓励并不真正因为他剑术高超，而是他们自己需要给自己一点安慰。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孩子便对父母的赞扬和鼓励置若罔闻，他感到孤独，对病情日益担心恐惧。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过分赞扬其实隐藏着别的信息——他们担心孩子不会总是做得那么好、那么聪明、有天赋。到了一定的年纪，孩子就能判断出什么是真正的赞扬，什么只是吹嘘和欺骗。当他们只是在比赛中传了个球，或是画了一幅很一般的画时，父母却大声叫好，或到处吹嘘。这种过分赞扬会让孩子感到大家都生活在谎言中，全家人必须串通好，来保持一种神秘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