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离开程应铨(1)

北京解放不久，我收到父母辗转从香港寄来的信，得知父亲已到厦门工作。

我们家也从上海迁到厦门去了。

因为哥哥已在北平解放前返回上海，所以父母对我一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

这种担心自然和他们对**不了解有关。

因此，父母觉得既然我已和程应铨有了婚约，就希望我们尽快结婚以免挂念。

我也就按照父母的意思办了。

但是，我那时除了从家里带来的几件首饰外，身无分文。

为了安个小家，我准备卖掉一些首饰。

那时林先生还健在，她知道了把我找去，问我有困难为什么不告诉她，我没话可说。

接着她告诉我，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是用来资助青年学生的，并说我可以用这笔钱。

她看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立刻说：“不要紧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后再还”

并且不由分说地把存折给了我。

第二天我到银行取了些钱，发现这是梁思成的存折，我心中很疑惑。

在还回存折时我问起林先生，她笑着说，学社的钱当然用梁先生的名字存啊!

她还送了我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杯盘作为礼物，可惜当时我对这份礼物的价值毫无认识。

一天，王逊先生看见我用这套茶具待客，吃惊地说：“喔！

你就这么用它?”

我却学着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说：“它也要为人民服务”

王逊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

我现在每想起这件事，眼前就出现王逊那苦笑的脸，林洙啊！

林洙!

你真是浅薄而无知。

后来当我提起要归还那笔钱时，林先生总是很快把话题岔开，而且她说话时别人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

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问她是否能让我再把钱存回银行，她却一挥手说：“营造学社已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呀?”

我刚要申辩，她摆出一副长辈的神情严厉地说：“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吓了一跳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详细地了解了梁思成毕生的经历后，才弄清楚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最后的那点钱，也都分给社友作为北上的旅费了，哪还有什么专款?我与梁、林二人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自己谈起曾对别人有过什么经济上或事业上的帮助。

比如梁思成为创办敦煌研究所的经费奔走这等大事，要不是常书鸿先生的回忆，谁也不会知道。

他们的欢乐在于看到了成功的建筑设计，或发现了珍贵的古建筑，或得以欣赏优美的艺术品。

他们也常为某些人类的艺术珍品被糟蹋、破坏、摧毁而痛心疾首。

同时他们又都是语言锋利的批评家，对某些拙劣的作品，他们是不会沉默的。

梁思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1951年我有了孩子以后，渐渐地陷在家务事中，我也感到十分矛盾。

千千万万个妇女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入社会，而我却把自己关进了小圈子。

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

不久我患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健康，把我调回清华大学工作。

1953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

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三位古建筑专家和两位年轻教师。

我在重工业部是绘施工图，到了清华却要画古建筑图。

对古建筑我可是一窍不通。

虽然听过梁先生的建筑史课，但那也只是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个大体印象，要画详细的构造图却十分不容易。

我开始阅读梁先生写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古建筑调查报告。

当我独自艰难地啃着这些调研报告时，林先生平时与我闲谈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各种评论又都回到我耳边来。

它大大地帮我理解了这些报告。

我尽情地享用着营造学社留下来的大批资料，努力地学习着古建筑。

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谈起他当初给梁先生画图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

梁先生有时也来看看我画的图，他总是生动地指出我的缺点。

一次我在图上注字时离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后说：“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

说到这儿，他淘气地对我眨了一下眼睛。

从此之后，我每在图上注字，都要反复推敲一下，生怕再出现“乌鸦事件。

经常指导我工作的是刘致平和莫宗江两位教授。

他们都是从营造学社时期就追随梁公的老朋友了。

刘致平还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的学生。

因此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自然地谈到东大建筑系，谈到当年营造学社的工作。

慢慢地，梁公早年在东大的教学活动和在营造学社的活动，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

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工作，1957年以后又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我喜爱的古建筑。

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对我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7年整风运动中程应铨犯了“错误”

，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

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

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

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

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

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

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

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是绝对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