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7)
像对付林默的文章一样，他没有立即作答，直到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
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编集子时，鲁迅在附记里完全拆穿了这种把戏，指出：之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
，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
，“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通信中，鲁迅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
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
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在周扬把持左联之后，鲁迅正式进入“横站”
着作战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年龄疾病，白色恐怖，“奴隶总管”
的鞭扑与“战友”
的暗箭，使他不复有左联成立早期的意气的健旺，而以悲愤的时候居多。
还有《译文》事件，鲁迅所受的伤害也与“同人”
有关。
同人首先是茅盾。
早先商定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周刊时期就有他，还有黎烈文，后来加进文学社的青年编辑黄源。
刊物由生活书店承印，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编辑费稿费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
前三期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从第四期开始，鲁迅拟由黄源编辑。
在《译文》的基础上，又拟编辑出版《译文丛书》，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因书店内部的人事变化，延宕未果。
为此黄源转同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洽谈。
就在这时，茅盾和郑振铎一天晚间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同往新亚公司。
同席还有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一共七人。
晚饭时，书店经理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
《译文》不是个人的私产，黄源也不是自己的私人，要换人也是译文社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书店方面提出，而且预先不打招呼?茅盾也是《译文》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
，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茶!
鲁迅连饭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
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坐下不久，鲁迅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说：“晚饭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
茅盾回答说谈过，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
《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
他随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说：“这样，合同不算数了”
他拿起合同，随即撕成纸条，说：“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
两人表示同意，他便对茅盾说：“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
完了”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
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执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斥责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提出要鲁迅收回成命，由黄源亲自转达这个决定。
几天过后，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间有过郑振铎的斡旋，然而无效，《译文》的事情结束了。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述及《译文》停刊一事：……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得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
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
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译文》后来终于复活。
他所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原来交《世界文库》连载，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想因对生活书店的不满而中止。
但等《译文》复刊以后，他便将《死魂灵》第二部转交《译文》发表，并写信给郑振铎，声明原来连载的部分不再汇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书预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
这等于宣告，他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在叭儿和同人的夹击中，鲁迅横站着艰难对付各路的明枪暗箭。
他以“奴隶社”
的名义，出版包括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在内的《奴隶丛书》；在写作方面，更多地从事文化批判，后来则愈来愈偏向于“文史”
，绕到问题——尤其是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化，以及知识阶级自身的问题——的背后，做“刨祖坟”
的工作。
继《花边文学》之后，《且介亭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都较为集中地编入了这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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