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日德(3)

乔冠华被迫离开日本，又回到了上海，仍住在侄儿家里。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了同学颜正平，颜得知他的处境后，劝他到北平，说可以先住在颜家，再想办法。

这年夏天，乔冠华回故乡探望父亲后，应约来到北平，找到颜正平。这时，母校清华大学已经放暑假。

乔冠华非常关心母校，又来到清华大学。许多老师看到高材生回来，十分欢迎，让他临时住在学生宿舍。

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里的荷花，衬着翠绿的绿叶正吐出红艳，远处的西山的紫气仍旧忽隐忽现。

风光虽美，乔冠华却无心欣赏，他正在思考未来，出路在哪儿。他听说中德有个留学生交流计划，不如先去找恩师金岳霖先生问个究竟。

乔冠华急匆匆地来到金先生家里，还未坐定，就问金先生。金先生告诉他，原来，在今年(1935年)的假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协议：双方互派留学生，路费制装费自理，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

这一计划就从当年实行。德方给清华的哲学系只有一个名额，金岳霖竭力怂恿乔冠华提出申请，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学位。

由于金岳霖等先生的推荐和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先生的支持，乔冠华的申请被批准了。

这次清华留德学生一共只有6人，包括外文系的季羡林、物理系的王竹溪等人。

当时的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乔冠华与季羡林联袂乘火车赴俄、德两个领事馆去请求签证，因为到德国要从苏联过境。

手续并不复杂，领馆的签证官员，只简单地问了几句话，含笑握手，并祝他们一路顺风。

回到北京，他们整理行李，告别师友，准备出发了。8月31日，乔冠华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北去的火车。

中国到欧洲是一个漫长的路途，因为当时没有飞机，海路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

不过这是一条万里征途，只要有耐心，终会达到目的地。车到了山海关，要进入

“满洲国”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明明是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却要停车下去办理入

“国”手续，乔冠华很反感，不过也无法抗拒。填完表格后，还要缴纳手续费三块大洋。

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他和季羡林他们都有点舍不得。季羡林记得，既要入境，就必须缴纳，这个

“买路钱”是省不得的。万般无奈，掏出三块大洋，递了上去，脸上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

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这一点他们谁都清楚。幸而没有出什么麻烦，他们又登上火车，顺利过了

“关”。翌日早晨到了哈尔滨。他们在那住了几天，采购了食品之类的东西，顺便游览了城市风光。

随后又登上了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火车，时间是9月4日。车上的生活既单调又有趣。

每当无聊的时候，乔冠华就凭窗远眺，车外的风景不断变化，有一望无际的千里草原，又有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大自然的辽阔神奇，给乔冠华留下深刻的印象。乔冠华一行6人，分住两间屋，但一般都是挤坐在一间车厢里，大家聚在一起，上天下地，神侃一通，接触未几，便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大家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男孩，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闪耀着七彩的霞光。

他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

在车上无事的时候，就下象棋。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乔冠华、季羡林等五个人，轮番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

后来大家联合起来与王竹溪下，结局仍然是输，输，输。这时，乔冠华满腹的哲学也帮不了他。

说来有趣，在火车上的十几天，大家与王竹溪过招，从来就没有赢过一盘。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终点站德国首都柏林。从一个尚在革命、多方面并不发达的中国，来到这物质文明相当发达、欧洲的哲学之乡，乔冠华的心情一下子还不能平静下来，置身于高楼林立的城市，漫步在数百年前就用漂亮的石块铺成的街道上，乔冠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出关手续办得相当顺利，因为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人早早就等候在车站，迎接他们，为他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使他们避免了许多麻烦。

赵九章邀请乔冠华他们到柏林的中国饭馆吃饭，还与汪殿华(也是清华老同学)一起为他们寻觅住处。

最后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Rosenau)，是个犹太人。

当时在德国根据

“法西斯圣经”希特勒《我的奋斗》，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这样犹太人与中国便成为难兄难弟。

所以，犹太人非常乐意接受中国留学生，让他们留宿。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

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卫生间，有的还有一间客房。

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的大学生。

出租的方式在乔冠华、季羡林他们看来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间的一切设备，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携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用另行置备，十分方便。

另外，房间里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

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锃亮闪光了。

德国人非常爱清洁，他们每天一个上午忙里忙外，擦这擦那，自己的房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

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一尘不染。乔冠华和季羡林住下，弄停当，便在德国远东协会的林德(Linde)和罗哈尔(Rochall)两位博士的热心协助下，找到柏林大学外国学院的院长。

经口试，院长认为他俩水平尚可，便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的最高班。

从此他俩便成为柏林大学的同学，每天乘城内火车到该校去上课，乐此不倦。

这时，乔冠华与季羡林几乎

“形影不离”，成了好朋友。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撰写自传时，回忆了他俩的这些交往，从中后人能够知晓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说到乔冠华，我要讲一讲同他的关系。

……我同乔是清华同学，他是哲学系，比我高两级。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

因为不是一个行道，我们虽然认识，但并不熟。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了起来。

到了柏林以后，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共同上课、吃饭、访友、游玩婉湖(Wansee)和动物园。

我们都是书呆子，念念不忘逛旧书铺，颇买了几本好书。他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

我们很谈得来。有时闲谈到深夜，有次就睡在他那里。……我们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往来，同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无共同的语言。

季羡林：《留德十年》，第37～38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1版。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相当多的。许多人是冲着到德国留学、人身上好像镀了

“24K黄金”，回到国内很吃香。因此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如鹜。尤其是掌权的大官僚和大资本家，纷纷把自己的子女朝德国送，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自不待言，连冯玉祥、戴传贤、居正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无不有子女或亲属在德国，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

因为这里吃、喝、玩、乐一样不缺，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学德国话。

许多留德学生只需学会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混上几年。例如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上一声

“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家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到家里，见到房东，说一声

“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

“谢谢!”加上一句

“再见!”就足矣。对此，乔冠华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深恶痛绝。有一次上完课，他与季羡林到一家中国饭馆去吃饭。

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喧哗嘈杂的大合奏，其势如急风暴雨，迎面扑来。

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德国，人们吃饭时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甚至正襟危坐，喝汤绝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忌讳。

这实际上是文明的体现，而某些留学生把祖国的一些陋习带到异国他乡，无论如何，看上去总让人感到不舒服。

再看一看这些国民党的

“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

像乔冠华这样的正派人实在有点受不了。在这些人眼里也根本没有像乔冠华、季羡林这样的穷书生。

然而乔冠华他们的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龌龊的纨绔子弟呢?于是乔冠华发誓再也不进这样的饭馆的门。

乔冠华与季羡林在柏林大学大概呆了两三个月，补习完德文。主管交换生的德方负责人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两位要去哪家大学继续进修。

结果，乔冠华选择到图宾根大学，季羡林则选了哥廷根大学。因此，两人分手各奔前程。

1933年，纳粹领袖希特勒在德国登台执政。到了1935年，初到德国的乔冠华已经感到，法西斯恐怖的阴影笼罩着德国，政治空气非常嚣躁，排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到处可见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这种情况在柏林，尤为突出。考虑到这种情况，乔冠华觉得留在柏林大学进修不妥当。

因而他就选择德国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叫图宾根，这所学校叫图宾根大学。

城市虽小，大学却是赫赫有名，德国杰出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曾在这所大学读过书，是一所在哲学界享有声望的大学。

从地理上看，图宾根属于莱茵断裂山谷地区。这里地貌独特，气候宜人，冬季气温不低于摄氏零度，夏季一般在摄氏二十度左右。

著名的莱茵河流经整个城市。图宾根是座花园城市，森林茂密，花草盛放，曲径通幽之处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红瓦灰墙之屋星罗棋布于青山绿水之间，与汉堡大学齐名的图宾根大学就座落在这翠色之中。

这里富有浓郁的学术氛围，恬静舒适的读书环境，而少了许多柏林那种喧嚣、狂热与浮躁。

乔冠华踏进图宾根大学的校门，便被矗立在校园入口处的黑格尔长身塑像所吸引，驻足停留片刻，暗暗许下诺言，我终于来到了你的身边，但愿我今后能成为像你这样的哲学家。

在德国友人的帮助下，乔冠华很快办完了各种入校手续，正式成为该校博士研究生。

乔冠华的德国导师非常敬业，又富有爱国精神，他以扎实谨严的治学态度，热诚教诲来自异国的乔冠华。

乔冠华从中受益匪浅。他发现德国人虽然比较呆板，但却认真、守时间、守秩序、讲求效率，他在与德国人交往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乔冠华还发现，图宾根大学图书馆有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书籍，应有尽有，可谓一本不缺。

他痴迷其中，如饥似渴般地钻研马列主义。为了把马列的的原著读懂读透，乔冠华又在图宾根大学进修了为期三个月的德语。

他强化了读、写、听、说四个方面的训练。由于德语的语法极为复杂，要听懂，并讲一口纯正的德语并不容易。

乔冠华每天又像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那样，早晨起来在校园僻静处，或夹着纸条背词，或照着书本大声朗读，有时在其他同学的监督下，大段背诵书本上的有关段落，乐此不疲。

经过三个月的苦读，加上他本来就有良好的英语、日语的基础，他很快便能毫不困难地阅读马列原著，能够顺利地听懂教授们的讲课，还能够用德语进行深奥的哲学原理的讨论了。

当时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数甚少，其中有一位同学叫赵玉军(又名赵一坚)，乔冠华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位赵同学，是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曾在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任师长。战事结束后，赵玉军来到德国考察科学。

他是乔冠华在图宾根大学唯一可以谈得来的伙伴，他思想倾向进步，主张抗战，打仗很勇猛，他为人诚恳，又非常好学。

乔、赵两人常常清茶一壶，促膝交谈，有时竟谈至天色露鱼肚白。两人就是这样意气相投、惺惺相惜。

到了1936年，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多种消息不断传来，乔冠华急切地想知道一切，并加以分析判断。

这年年初，乔冠华与赵玉军一起来回到柏林。这是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已经逐步形成了留学生自己组织的抗日团体。

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这些团体的活动。据乔冠华回忆，当时在他周围参加抗战运动的留学生圈子越来越大，最活跃的有秦邦川、朱江沪、景林、李文华、陆崇华、翁康兰、翁蓬九、孙玉先、蒋学文等。

他们开会讨论局势，抗议国民党使馆对留学生的种种限制。他们创办了油印的《抗战时报》，每天出一期，每期都有十几张。

刊登国内抗日消息和日军的暴行，散发给留学生和华侨传阅。乔冠华参加了办报宣传活动，他经常撰稿宣传抗日，他的分析独到、见解深遂，在众多的文章中独树一帜，深得读者的好评。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扣押起来了，乔冠华等人欣喜若狂。

后又听说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中共出面调停释放了蒋介石，他感到不可理解。

不久，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杨将军在随行工作人员杨明轩的陪下同，来到了德国，乔冠华因此认识了杨虎城。

一天，留德学生会负责人告诉乔冠华，说杨虎城将军已经到了德国，我们请他来演讲，但要保护他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杨虎城来了以后，立即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一片欢呼。身材魁梧的杨将军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

他一坐下就以军人的直爽和豪迈讲起他流亡德国的经过，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西北军的将领在国内呆不下去了，不能打日本鬼子，却要远涉重洋来到德国。”接着，他话锋一转，带着沉痛的语调说：“不知现在少帅在南京怎么样?蒋委员长讲话不算数啊!”说完这些话，杨虎城抬头望了望四周，对在座的同学们诚挚地说：“各位都是栋梁之才，要好好读书，以后回去报效祖国。”说完这番话后，刚毅坚强的杨虎城不禁流下了眼泪。

留学生们被他的炽热情怀所感染，也落下了热泪。这时，留学生们都心系祖国的抗战，纷纷准备回国。

乔冠华也呆不住了，他在图宾根赶写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交给他的指导老师，就准备回国了。

后来乔冠华的论文通过评审后，他已回到了国内，校方想办法通知了他，可惜博士学位证书没有收到，令人遗憾。

乔冠华在图宾根的时候，还结识了一位名叫肖特伦的德国同学，两人很要好，谈话投机。

这位肖特伦是学医科的，但爱好中国文学，乔冠华帮他学中文，他则帮乔冠华进修德语。

可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没想到几十年以后，肖特伦妻子从报纸获悉，乔冠华到纽约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便特意写了一封信给乔冠华。

并将乔冠华早年与她丈夫一起在郊外野餐的一张像片随信寄来。乔冠华很怀旧，不顾繁忙给她回了信。

乔冠华是1937年年末回到柏林的。从德国过境到了法国巴黎。因为要等回国的船票，乔冠华在巴黎呆了几个星期。

这样他就在1938年2、3月间离开法国，乘法国游轮

“霞飞号”回到了香港。回顾1935至1937年这段留学德国的生活，乔冠华曾以简洁的语言，总结道：“从1936年起，我很大一部分精力，发挥在抗日运动中。”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43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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