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香港(1)?

经过多日的飘泊，乔冠华于1938年初回到祖国。在香港稍事休息后，便来到广州。早在乔冠华回国的前一年，与他在德国同学的赵玉军已经回到广州，在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任参谋长。乔冠华一到香港，赵玉军就发电报，邀请他去广州见面。此时母校清华大学，与另外两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教授写信给乔冠华，希望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但是，乔冠华抗战心切，他谢绝了金先生的好意，毅然去广州投笔从戎。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位博览群书的教授，多了一位日后在国际舞台叱咤风云的不可多得的外交家!可以说，这时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乔冠华确实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他最终选择了更加直接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洪流的道路。于是，乔冠华乘火车来到广州，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赵玉军，还来不及多寒暄，他便把乔冠华引见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余汉谋一见英俊潇洒的乔冠华，顿生好感，又得知他是清华的高材生，先留学日本，新近又刚从德国回来，未加思索，便请乔冠华留下，让他在赵玉军手下任上校参谋。生平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的感觉实在很好。乔冠华在兴奋、新奇之余，急切地想了解当时抗战的形势，他向赵玉军提出去武汉一趟。赵玉军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人也在武汉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乔冠华是乘火车来到武汉的，当时战云密布，已经不大通火车，时断时通，沿途到处都是伤兵，人们摩拳擦掌，热情参战，乔冠华深受感染。乔冠华在武汉停留了一两个星期，遇见了正在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郁达夫。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以写作《沉沦》闻名于世，此时也投笔从戎，挂少将军衔。他告诉乔冠华，他席不暇暖，一直忙于到各战区劳军和巡视。郁达夫对初来乍到的乔冠华很热情，乔冠华很早就仰慕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彼此相见恨晚，交谈甚欢。不过，乔冠华很快发现，武汉团结抗日的气氛并不浓厚，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很多。不久，他就又回到了广州。回到广州，乔冠华很快投入军旅生活。赵玉军安排他在其主管的一个参谋处里工作，负责收集外国的军事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动向，一起工作的有六七个人。材料是从香港收集来的，他们有的译、有的编，还编印了一份内部发行的小杂志。乔冠华回国后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这个内部刊物上，是关于国际述评的。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以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在德国学就的军事知识(在图宾根他曾研究过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挥洒自如的文笔开始撰写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当然，乔冠华积习不改，他还是利用空余时间读书。他从欧洲带回了不少德文的马克思原著，其中包括四大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集。在此期间，他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地看完了。看完了书之后，他更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与敬佩。这时，原来一起留学日本的钟敬文教授以及年轻的记者、漫画作者郁凤(郁达夫的侄女)，也都投笔从戎，在余汉谋部任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乔冠华与他们有过不少接触。1938年5月，乔冠华碰到了灾难性的日寇大轰炸。由于市政府防空组织的懈怠，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群众及时疏散，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广州的居民伤亡特别惨重。轰炸过后，乔冠华走上街头，眼前的惨状不忍目睹!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几乎被炸成瓦砾场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夷为一片平地，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体。路上到处散落着人的碎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人们发着呛天骇地的哭声，在尸丛中寻觅他们的亲人。乔冠华的眼睛湿润了。他诅咒这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制造者，也痛恨当局贪生怕死，毫无抵抗的意志与决心。当时广州社会上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气氛，一般人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情此景，真令人叹惋。广州是在1938年10月21日沦陷的，距日本从台湾发兵于10月12日开始进攻广州还不到十天。乔冠华是在广州沦陷前夕，跟随军部撤离至韶关的。韶关本来是广东的一座中等城市，在1938年10月以后变成了广东的中心。然而，设备、房屋不敷使用，一切都不能够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就只好把机关分散在多个村庄里。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要走半个小时，办事非常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多种情报、材料中断，乔冠华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而心情变得极为郁闷。赵玉军曾派他去东江考察，实际上是让他游览风光，散散心。回来以后，乔冠华心情并未改观。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