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日(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头。

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中方一时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地上。

乔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使馆人员的安全负责。

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42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红丝绒帐篷居住。

而乔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安全搬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此时，有两个外国的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柬埔寨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另一个就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

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这天晚上，纪登奎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乔冠华出席作陪。

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24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

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后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

乔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夫人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了它和北京的距离。

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

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42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部党组会议。

章含之不放心，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

回家路上，乔冠华说，党组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

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乔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华国锋，只好告诉秘书了。

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

他说，震情预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

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的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办完这件事已是第二天凌晨时分，乔冠华已精疲力竭。

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几个宿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

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晚上睡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夫人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

谁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法休息。

这天午夜天晴，章含之催他抓紧时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乔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

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方面如此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而十分感动。

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乔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夫人说：“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章含之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尤其是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乔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应该做的吗？

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乔冠华的这一片心血竟被歪曲，遭人指责，成了他的

“严重错误”。不久，家里的保密机子铃声响了，乔冠华接过电话，夫人在旁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做检讨……”章含之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

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

“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

“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有失国家尊严”。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

章含之发问，面对北京24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

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

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乔冠华

“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

“上纲上线”批乔。但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乔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

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告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乔冠华一人承担。

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

“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

“吹过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

“罪责”推到了乔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

“检讨”上

“批示”说他的

“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联系起来”。过了几天，国务院主要领导华国锋突然来到外交部，名义上仍是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事先竟然一无所知。

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明摆着，乔冠华是

“四人帮”大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当乔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

“四人帮”的消息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国内那些不久之前还同

“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已经趁乔冠华在国外把他挂到了

“四人帮”的线上去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他后来在赴纽约的飞机写了《悼主席》，表达了这一心情：巴黎依旧秋光好，旧客重来心境殊。

独立小园寒意重，无言还寝泪如珠。1976年10月1日写于自巴黎至纽约的飞机上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着权力最高宝座由谁来坐?

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

也有人对能否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帅们见时机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斗争最终的局面，大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筹码的牺牲品。

他在

“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

“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

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

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5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

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

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会议。据杜修贤观察，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只见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

杜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杜坐下后感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

许久，乔冠华问了他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杜修贤回答说没有。

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柬。

那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乔冠华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

他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告诉他，如果乔冠华这次上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次

“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是躲不了的。追悼会那天，杜修贤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郁--请柬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这兆头好像不吉利?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

谁能想到，这个报告又出现了事端!毛主席逝世后

“四人帮”炮制出来了

“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都是

“按既定方针办”，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

“按既定”和

“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字的人就能咀嚼出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

乔冠华的倒霉随同这个所谓的主席临终指示的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有人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

“陷阱”里，而他还一无所知。联大报告出来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

心脏发生了心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医学常识，送医院及时，控制了心肌梗塞。

乔冠华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何如何的，他去参会，至少可以表明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政局没有乱。

他到联大的发言稿，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

“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宣传使用的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以便修改。

离京前，乔冠华还写了一首诗，诗云：五年来去意轩昂，赖有吾师作主张。

今夕灯光何黯淡，岂缘魔怪又猖狂。1976年9月30日乔冠华注曰，“1971年10月25日，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主席指示，对苏已无甚可谈，应转而对美，每年联大皆由我去。”对联大的发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0月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

所以6日一粉碎

“四人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说他违抗中央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删除

“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为

“四人帮”上台制造舆论。中国时间10月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改稿子，把那句话删得干干净净。

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等乔冠华归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

“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他被剥夺了政治生命。

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

“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借口而已，更何况他已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稿啊！

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实真相。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86～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