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查理的香港伙计(1)(图)

查理和他的姐妹们在中国南海航行

查理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时我们有4个女儿，最大的13岁，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过生日的大女儿苏姗降生在越南的法军医院。她出生那天正赶上湄公河对岸的越共部队的炮击日，她在一片礼炮声中匆匆忙忙来到这个世界。我很庆幸读过里德博士的《无畏生产》，并做过呼吸训练。1950年的西贡一片混乱，当时孩子的父亲正在为《联合报》报导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我本来计划在香港生孩子，但因为战争而无法离开，苏姗是这家军医院接生的第一个婴儿，当时医院里满是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我们给她取名苏姗(Susan)因为那是个好听的名字，但她外祖父来了封欢迎信，解释了为什么她叫Susan。他在**占领南京后还主管着那里的加拿大使馆。信上说：“你父母不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Susan，我来告诉你。名中的S代表南方，因为你生在月亮的南边；USA代表你父亲是美国人；N代表北方，因为你外祖父生在月亮的北边。”我们在越南度过了艰辛危险的两年半，随后托平被派到伦敦，报导英国政府的外交动向。我们的二女儿凯伦生在圣诞节。位于海姆斯泰德石楠丛的玛丽女王产院的一位坚定的助产士把她接生到这个世界。相对来说，她的降生要平和得多。只是1952年冬的伦敦，烟雾笼罩，数周不散。据报导，烟雾造成的死亡数超过了二战中的德国轰炸，但凯伦意志坚定地活了下来。尽管她不记得，但她现在还留着年迈尊贵的女王母亲，玛丽本人在圣诞夜亲手送给她的玩具熊。然后是莱斯莉，也生在伦敦。她比预计的凌晨3点提前出生，我丈夫当时正在海姆斯泰德的4层小楼上睡觉。助产士在电话中向他热烈祝贺：“恭喜你，托平先生，现在你有3个女儿了！”她的意思当然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可托平跳起来飞奔到产院以为我生了三胞胎。四女儿罗宾又降生在军医院，这次是在四国占领的西柏林。我们在西柏林住了3年，然后托平加盟《纽约时报》，我们又搬到康涅狄格州的贝尔岛。我们在海滩附近有座房子，托平每天坐车去上班。在美国呆了九个月后，托平又作为新闻部主任被派到莫斯科，我们在普罗斯佩克特米拉的一个公寓里住了3年。俄国人开玩笑说我们反俄，因为我们在那儿没生孩子。随后又在香港过了3年，在那儿我收养了查理，这就是本书故事的开始。五女儿乔安娜当时还在决定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我们搬到纽约州的斯卡斯黛尔后，她在布朗克斯威尔的劳伦斯医院出生，那时她哥哥查理已经来到这个家4年了，因此她很自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个鹦鹉哥哥。我把查理带进香港的公寓时，孩子们都高兴起来，这个满身异国情调的新宠物既温柔又有趣。但天还没黑，她们全都哭起来，屋子也一团糟。我本该意识到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忘了查理由于街头的惨境早已和孩子为敌了。孩子都是虐待狂。当小姑娘们试图靠近时，查理用汉语咒骂起来，还想咬她们的手指。他也不喜欢猫，毫无疑问，猫街上的猫一直在威胁他。我们家当时有3只猫，每当他们带着猫类特有的执着好奇靠得太近时，查理就咬他们的尾巴并且用他们的猫语朝他们尖叫。攻击孩子和猫还不能让查理满意，他还使劲吓唬邵莹——我们忠心的保姆和她丈夫厨师陈先生，用汉语对他大骂。善良温和的陈倍受侮辱：“这鸟坏透了，”他大声说，“满嘴脏话！唉呀！”“唉呀！”查理立刻回敬道，“你王八蛋！”也许我当时就该把他赶走，但我已经觉得对这可怜的小东西负有责任。不管结局如何，我已经救了他，他的生命已经和我的搅在一起。查理对厨师的敌意可能因为他们碰面时陈正好手握一把厨刀，这可能让他想起小贩和孩子用棍子折磨他的情景。也可能因为和有鸦片瘾的水手和小贩在一起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人产生了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一声公鸡似的粗哑的尖叫吓醒了。“天那，奥戴丽！”托平咕哝着，“看你这回带回来的是什么？”接着是农场上的各种怪声，从假声的京剧到“老麦克有个农场”之类的民歌。那是驴叫吗？这个肯定是牛叫和鸭叫，还有鸡、猪、羊；还有彼德·乌斯提诺夫学汉语？结尾是门板的咯吱声和风暴中的船甲板上的各种噼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