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中国**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治为“百花齐放”。所以，现在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不久，毛决定在红色中国宣布“创作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在中国期间，我打听了这个新鲜事物是如何实际得到贯彻的，因为其他**掌权的国家里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东西。文化部的高级官员们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据称，创作人员一个个热情高涨。出现了新作品，举行各种政治辩论，准备开拍讽刺电影——一句话，一切繁荣，大家都为此感到喜悦。同?时，《人民日报》经常刊登一些有关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话，这些文章起码会被称作“大有问题的”。即便这样，《真理报》时不时地转载一些中国出版物上的类似文章。在北京与作家、记者、画家、大学教授谈话时，我得到一种印象，即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任何宣传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非正统思想。在正式采访朱德元帅的过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布的创作自由的路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元帅不仅确认了毛的这个独创的不可移易，并且对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论证。以匈牙利为例，他声明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从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匈牙利的劳动人民支持了暴动。朱德继续说，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触及到了国家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阶级的**必须研究，他们犯了哪些错误，并努力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不打算，”朱德元帅总结说，“给兄弟党提任何建议。但自己得出了结论，并规划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齐放’的路线中得到贯彻。”在此次中国之行期间，我到处打听，首都之外如何实现“百花”的政策，总是得到与见到朱德元帅时听到的大致类似的说法。显然，外省的领导得到了相应的指示，并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国访客。自然地，我就这个“新路线”也问了周恩来。他表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计划长期进行的政治试验。而后，像朱德元帅一样，将“百花齐放”的口号定义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在中国旅行将近半年期间，我每两周便向自己的杂志发回一篇札记。由于《新时代》杂志的特殊性，杂志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闻检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并马上刊登出来。我有关“百花”的札记也刊登了出来，并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关注，何况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苏联报刊均未涉及到这个题目。我似乎可以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新闻高兴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刚刚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苏共中央见当时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她立即批评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您怎么能够，”她火冒三丈，“写出这样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国发现的是什么百花？您有没有在我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说过这种东西？并且，编辑部不跟我们商量，就能够刊出这样有缺陷的材料？”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只剩下了一朵，还是那个**的小花朵。上面提到的札记，后来编入了我的书《从松花江到北回归线》。有关“百花”的那篇札记，里面当然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