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愈合的伤口(3)

整个晚上，电视新闻节目里，有关“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以及政府打算满足申请的新闻作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时，加上一段背景画，上面是镰刀和锤子在追逐一个跑着的男孩。这起事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踪前一天发出的。白宫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邮件。安德列的两封信如何能够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分别到达收信人，被人拆阅，报告给里根总统，并准备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是什么人专门将这两封信送给收信人的？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丑化安德列的父亲？可是，我在苏联大使馆里的位置并不高。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经在美国走过许多地方，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讲课，阐述苏联就这些或者那些国际问题的立场。从我的书里许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经作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译。而这个苏联外交官的儿子爱上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苏联的宣传家，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进行认真的谈话。使馆的领导，特别是克格勃的驻馆负责人坚持认为，安德列要否认信的真实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儿子，必须这样作。他同意跟我们回到莫斯科。出发到使馆之前，我问他：“我能不能确信，你不会糊弄我？”“是的，爸爸，我答应了，会守信的。”这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后写给《华盛顿邮报杂志》（1991年10月27日）的关于1983年8月时间的片断。夜里开车到达纽约之后，他迷了路，非常害怕，并决定回家。“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在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一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在这儿找到工作吗？我住在哪儿？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从未一个人呆过。我的父母——我如此爱他们！我们的争吵是那么傻。在我的心里，我最爱我的父母。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才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没有他们我不能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先考虑他们？他们会出什么事？他们会在蒙羞之后回到俄国？大家都会斥责他们。并且没有我他们会怎么生活？他们也爱我。我的父亲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尽力帮助自己的国家。他的讲座在美国——是苏联宣传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我，不管我跟他怎样争吵——她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些……我必须回去。”这个片断我作为一项证据来列举，即在我的说服之前安德列在内心深处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他自己已经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在使馆高级领导会议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建议立即在使馆生活区举行有安德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声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这会立即缓和气氛。此后，安德列和列拉飞往莫斯科，我留下来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开始之前尽快解决此事。但我的同事没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想留在美国，那该怎么办？我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不必担心这一点。他们决定为自己留后手，向莫斯科请示。不巧的是，多布雷宁大使刚好不在。我想，他会当场决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请示，等于把我们家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当时被吸进“冷战”漩涡的国家关系领域。结果，安德列立即离境可以结束这起事件的时机被错过。莫斯科的答复拖延了几天，其时，针对安德烈的宣传活动却已经全面展开。在使馆生活区上头昼夜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用探照灯将整个地方照亮。大门口挤着记者和大批的群众。正对这大门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横幅“给安德列自由”。通过扩音器喊的也是这个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电视新闻的头条。美国总统助理埃德文·米斯宣布，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关闭美国的边境——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着八面威风的律师们的辩论——如果美国允许将安德列带回苏联，等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刚刚从莫斯科移民到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萨摩斯，手持苏联刑法典，言之凿凿地说，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别列什科夫一家都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所有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见听见。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问他，在回家的决定上有没有动摇。但是他表现很坚强，说：“不管怎么样，我会信守诺言。”我安慰他，让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自己明白，各种麻烦没有完全排除。应该说，美国的恐吓宣传活动对使馆的一些员工见了效。有人建议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改名换姓，搬到外地的小城，尽量不要抛头露面……过了几天，国务院“受总统委托”正式通知大使馆，称美国移民当局坚持要求将安德列移交给他们以便核实他的意愿。大使馆代表关于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声明，没有起作用。当局坚决要求交出他来。最终，莫斯科同意了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与国务院达成协议，一旦安德列确认自己回到祖国的意愿，我们一家可以立即离开美国。就这样，在使馆的俱乐部里挤满了记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莱斯里·盖博。也有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使馆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主持记者招待会。安德列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十分简洁，重复了好几次要跟父母一起会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之后，由奥列格·索科罗夫和克格勃驻馆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务卿的两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车队护送下，我们前往达拉斯国际机场。全程都为我们开了绿灯。刺耳的警笛声时不时响起来。机场大楼的所有阳台上，挤满了文字、摄影、摄像记者。他们显然在期待着某种轰动性的东西。海湾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机在跑道上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未能马上登机。大使馆的同事们跟我们告别之后，国务卿助理理查德·贝特将我们跟安德列带入一间装饰非常漂亮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三个阴沉的陌生人坐在那里。我们被邀请坐在桌子前，他们的对面。其中一个人提问。另外两个人在作记录。可能他们是心理专家？显然，委派他们来，是要检查一下，安德列是否处于某些药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觉决定离开美国。可能，当局以为，如此隆重的、几乎是“总统式”的送行会冲昏安德列的头脑，他会在最后一刻又想留在美国。但是，这里安德列表现得十分坚定，很快我们被送上了飞机。我们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领事的机票被登记在头等舱。我担心，其他的旅客会因为航班耽误时间太久而对我们持敌意态度。可是当我们一干人进入机舱时，却响起了友好的掌声。乘客当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当然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好感：毕竟我们是胜利者，争取到回到家庭的怀抱。“波音”机长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实质的：一瓶香槟酒和一罐黑鱼子酱。飞机刚刚升空，我们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原来，飞机上的记者多过一打。对于我们免打扰的请求根本无人理睬。他们用各种问题来烦安德列，照相机的闪光灯使人目眩。最后，可怜我们的机长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风一样把我们隔起来。在巴黎，我们立即转乘苏航直飞莫斯科的班机。但是，在布尔热国际机场上，上这架飞机并非易事。那里也有一大批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试图把我跟安德列分开，所以我们一下子远离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没有人扶她站起来。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图在最后一刻把他跟家人分开。四面八方都是标语：“安德列，你还在自由世界。请选择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亚。”没有人为父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