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宠儿到青皮：胡郎从此多郁愤(1)

替胡坚在万千青少年读者群里造成影响，并从而奠定其“霸主地位”

的是一篇小说《宠儿》，刊载于2002年第一期的上海《萌芽》。

几年来，以《萌芽》为中心脱颖而出的一批批“新概念”

状元们，前仆后继，基本上都成了“80后”

文学丐帮队里的九袋弟子。

在一大帮子文学小青年的眼中，“新概念”

俨然成了又一次当代科举，陈佳勇进了北大，韩寒拒绝复旦，郭敬明成为中国的哈利·波特。

这些“新概念”

出生的写手们似乎都钟情于一些黏糊糊、软塌塌的文字，长此以往也就难免形成“新海派文学”

和“新新鸳鸯蝴蝶派”

的格局。

平心而论，我比较喜欢好斗的文字，对于一般情况下出现的“新海派文学”

以及“新新鸳鸯蝴蝶派”

之类的作品是很不待见的。

这与年轻人的文学作品是否炉火纯青和人品好坏毫无瓜葛，只是一个私人的特殊喜好而已。

因此面对“80后”

，尤其是出生“新概念”

的“80后”

，我往往采取“你写你的，我看我的，我们两不相干”

的态度。

然而同样出生“新概念”

的胡坚，却以其赌博般专注的写作，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丝久违的阅读快感。

相比太多的“天才少年”

，胡坚的思维具有了一种让人折服的机敏与冷酷。

这可能跟他的身材甚至脾性有关，攻击力强大，防守得体。

他的杂文里的攻击与防守之间的转换，确实显得挥洒自如。

杂文之道，其实也就是“物不平则鸣。

如同是行走江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当然，少年得志，因此难免也会说些过头与出格的狂话，就好比当他愚蠢起来的时候，居然会拿区区一个单行本来跟北大较量，结果若不是武大仗义出手，我想胡坚现在最多会和现在那个什么“80后五大才子”

之一的集文学家、艺术家、图书策划专家、伪摇滚音乐家田禾一样：表面上博大精深而实际上不过是全方位抓瞎。

说句实话，我很不喜欢胡坚以“王小波门下走狗”

而自居，从他当初走出这步臭棋开始，他就把自己锁在一个固步自封的格调里去了。

所以当他的《愤青时代》打上清韵书院新书排行榜的时候，作为FANS之一，我很奇怪自己对此书第一时间的追踪激情已经消失了。

然而我又无法因为对一代宗师门下走狗的歧视而无视一位“80后”

非常出色的作家的存在。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愤青时代》以外的作品。

相比那些个依样画瓢的小说，我看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杂文。

在天涯网站的“关天茶社”

里，我看完了他的《独木桥上的报告》。

从到00，那些个文字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放血式的、疯狂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小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似的写作方式与激情，耗费了我整整一个夏天的阅读时间。

读完后我才意识到，《独木桥上的报告》和《愤青时代》完全不是一回事。

假如说，胡坚对王小波的模仿使得他的小说毫无创新意义的话，那么在《独木桥上的报告》里他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正是《独木桥上的报告》让我不得不承认，胡坚已经具备了一名作家最起码的良知。

他的语言具有一种放荡而纯洁的力量。

相比于一些同龄的写作者们来说，胡坚的作品是凌厉且高贵的。

当那些坐在明亮的大学课室里衣食无忧的写作者们竭尽所能地表达出一些令人恶心的颓废和忧伤时，胡坚，这个理想主义的“宠儿”

在遭到北大的拒绝后愈发的显得愤世嫉俗起来。

胡坚后期的文字越来越富于表现力和生命力。

文字间强烈的跳跃感，明朗而坚韧，连迷惘也显得特别的思路清晰，让人不得不对他的语言能力大为敬佩。

对于像胡坚这样才的年轻写手来说，北大因为他不是“新概念”

作文状元而拒绝了他的请求，或者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不幸。

一个好作家往往需要在一种郁郁寡欢的气氛里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一个很有规律也很有传统意义的谶晦。

就像当年寂寞的王小波与路遥他们那样，天妒英才，英雄必死，否则毫无出路，或许胡坚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

说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的立场：即使胡坚自甘沉入深海去与珊瑚为伍，但作为与胡坚同一时代的读者，我始终相信他的潜力不可忽视，他的文字也不应该被同龄人遗忘。

这是一个崇尚小资的年代。

铺天盖地、乱七八糟的报刊杂志上遍布着小资情调和鸳鸯蝴蝶派的闲言碎语，高雅的音乐、昂贵的小物件，躺在床上成就生活，为自甘堕落和无知寻找高尚的借口。

可以说，胡坚及其《独木桥上的报告》与这个大环境正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实际上胡坚的文字非常灵秀机智，其作品文采斐然的程度，较之其他的几位“80后”

写手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与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差就是文字中充满了类似革命群众指点江山的气魄，无产却胸怀天下。

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气势磅礴，区别于同时代写手铺天盖地的靡靡之音与功成名就，他本人的心态与生活状态也是非常健康的。

对于短期内的沉默，胡坚是这样说的：他们宁滥毋缺，我是宁缺毋滥，我们的本质是不同的。

以此看来，胡坚当年的激进以及现在的沉默，无疑可以称之为一个天才给予一大批“天才”

们的当头棒喝。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激进不仅是个思想潮流，它更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大勇气和大气魄。

在积重难返的文化困境和社会缺陷里，激进绝不是所谓的标新立异。

相反，它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激进是思想生命和个人良知的亢奋状态，通常人们称其为书生意气。

激进者大都来自边缘，较少顾忌。

有“想说就说”

的癖好。

其实他们的观点并非石破天惊，他们的声音也并非格外刺耳。

所谓“愤青”

与“激进”

，不过是别人的命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