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宠儿到青皮：胡郎从此多郁愤(2)

然而历史证明，激进者往往也会无法避免地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激进派话语在反对话语霸权的同时，往往沦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因为汹涌澎湃的激进常常会切断思想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说过：“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以及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可见，当年的激进者胡坚不仅要有努力超越现实的精神准备，同时还要学会冷静，学会思考，学会倾听，学会与他人对话。历史上的激进者都是特立独行的，狂飙突进的。他们不媚俗、不盲从，时刻保持着思想的独立与自由。而在这个时代，当人类的每一个领域都被商业洪水洗刷个遍之后，就连激进者也免不了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是激进者们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以获取金钱为主旨的文化明星包装活动总是以商业利益为基本动力，所以每一位少年作家成名的背后总是离不开相关的媒体策划。处于目前这个日益时尚化、公开化的狂热造星运动的氛围里，要保持清高又想一夜成名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已经是一个已经热衷于文化作秀的时代，一个思想媚俗的时代。在各种浪潮汹涌而至的冲击下，胡坚还未在浪尖上风光多久就搁浅了。一批又一批更加年轻的写手又被吹捧出来，一本又一本粗制滥造的文字又被批量生产。“出名要趁早”的口号正冠冕堂皇地构筑起当下文学领域里一道蔚然壮观的繁荣景象，伴随着商业包装学、概念轰炸学和广告设计学的日益发达，大规模、大面积登场的造星沙尘暴已经温柔地强奸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一方面使得本来就不安分的文学创作者们心如猫抓，另一方面却是各种派别的文化明星，诸如美男派、美女派、少妇派、光棍派、实力派、偶像派、技巧派……（就差没有反动派了）前所未有的大批量地诞生。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与其说热闹非凡的2004年算是我国文学创作队伍正在获取的年度大丰收，倒不如说，文学领域内大规模造星的2004年必将在未来成为文学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年度笑话。有一个非常雄辩的例子，当古代神童方仲永在其弱智老子的率领下不得不沉迷于一场场毫无意义的作秀时，他纯粹是以一个古代白痴的面貌而存在于我们这些后代人的内心的。“业精于勤而荒于废”、“养精蓄锐”、“厚积薄发”，……诸如此类，我想这些普通的道理大家也都明白。而胡坚这个当代的“天才少年”的路在何方？他又会不会重蹈方仲永的覆辙？下任何结论都还为时过早。与其让自己的文字泛滥在鲍鱼之肆，我想还不如胡坚所说的“宁缺勿滥”。“天才少年”将永远都是个闪光的词汇。胡坚的才气尽管不容置疑，而且还名如其人地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但是它能否抵制得住商业大潮的侵袭，能否不甘示弱继续写下去？一切都还是未卜之数。如果有可能，我倒很是愿意在有生之年不断追寻胡坚的文字，以便完成一项微型实验，看一看这位仗剑行走文学江湖的大个子书生真的是已经胡郎才尽，还是正在酝酿更加残酷的杀伐。若事不凑巧，将来的媒体又因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出现而大放卫星的话，那就看看一代新人踩旧人的闹剧吧，反正有句话我早就已经说过了，我说大浪淘沙，是金子的，迟早要发光；滥竽充数，是镀金的，终归会脱落。不信我们以时间为证，策马向前，走着瞧好了。胡坚：在卡车巨轮上飞驰的自行车中国人似乎非常喜欢制造偶像神话，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补天救世的女娲，偶像接踵而来，而且光心里想想还不够，要摆在供桌上拜一拜，狠狠磕几个头才爽。从性学的角度来解释，这叫虐恋心理。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偶像之风亦如江河泛滥，愈来愈成为那种花上百十块钱就可以从商店“请来”的菩萨般的商品。所以世人对偶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商人对偶像的制造也就越显得理直气壮，于是，大家都乐此不疲了。正是出于对批量制造的民偶像商品的躲避心理，我读王小波和胡坚，都是在其风火之势消退以后。那时候，《青铜时代》已经摆在新华书店五折销售区里，让人感叹潮流的时过境迁。后来一个少年风风火火的弄出了个《愤青时代》，欲借此敲开北大大门，于是我又认识了胡坚。但他的文字很快就让我从最初的欣喜中冷却下来。读完《愤青时代》后，他与王小波惊人的相似反而使我更加摸寻不到这个“宠儿”了。胡坚在《愤青时代》中出口便是“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展示出一副典型的“王小波门下走狗”之症状。当时新浪网开了个“文嚎”专栏，第一次为一个高中生而设，其势牛逼哄哄，“饭丝”人数火速上升。王小波被供上神台以后，紧接着胡坚也大大地风火起来，真可谓是“一人飞升，泽被鸡犬”。模仿的游戏，趋利的炒作，看似美满。但如果冷静的看来，这种虚假的风光背后其实正如同几千年前老子说的“福兮，祸之所伏”。海子卧轨了，顾城杀妻了，食指进精神病院了，于是他们成为神话。同样，王小波英年早逝了，他留下来的小说杂文，于是便又成为炒作的焦点。死后成名，古往今来似乎早已成为惯例，而成名又会不会造成新的天才的早夭呢？骚人墨客的歌功颂德的吹捧实在是如同方仲永那白痴老子一样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