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宠儿到青皮：胡郎从此多郁愤(3)

“我无法预料到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叫王小波。”艾晓明在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中不惜血本地说道。生活告诉我们，当一件事被看得过于玄乎其神的时候，必是应该被仔细审视的时候。当钱理群、温儒敏、曹文轩、丁东、孔庆东、马立诚、余杰、尹丽川等新老文化名人，对于胡坚不惜挥洒文人特有的浪漫情怀，激情四射地感叹天才的横空出世谁与争锋时，我们反倒有必要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集体心理暗示”，即在一群体当中，一个人的情绪往往极易感染整个人群，而最早的感染者无疑成了这种情绪的“祸首”。这样说倒并非是完全否定了这些名人的意见，而是要指出，任何过于泛滥的赞扬、叫好，都是不理智的，同时也是极其不负责的。在一个人还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时就把他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是要顶礼膜拜的地步，这不是“虐恋心理”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不是要捧起一个新的王小波，反而是要把一个新的希望给棒杀在襁褓中了。他们动辄将胡坚与王小波相提并论，或是升华到独特思想的高度，结果只能使胡坚的眼前被一叶障目了，除了王小波已经别无它物！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坦然、幽默、罗嗦而有趣，含蓄而锐利，是个优秀作家。但中国优秀作家似乎并不少，才在其上的也有很多，之所以王小波成为一个神话，甚至再度掀出“门下走狗”这一典故，真正的原因仅仅在于，这是一个比以往更容易和更乐于构筑神话的时代。于是无论王小波还是胡坚，或者是在媒体的大平底锅里炒来炒去的少年写手们，都不过是响应供需原理而批量制造的玩具偶像。尤其是当互联网兴起后，极大地推动了这种供求心理的膨胀。“宠儿”胡坚便是借着这个时机，在王小波的风头正旺之时紧紧跟随其腚后，然后如沐春风地坐上王小波第一门人的交椅。加之由于“用小说上大学”一事在当时的巨大炒作性，双管齐出，“宠儿”转眼声名远播。返回《愤青时代》的文本本身，只有一篇《宠儿》还算有些自己的特色。胡坚在《宠儿》里把自己的青春特质发挥得生动有趣，但这种以青春写青春的路线又能够贯彻多远呢？接下来的《杨家将》与《岳飞传》，其文无论从叙事手法还是精神内核上，无疑都是些原原本本的对王小波的复制，其所谓独创性实在不值一提。做人、作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而只是一味模仿，无疑会落得个邯郸学步的下场。语感是可以传染的。在习惯了一种叙述、一种演绎方式的同时，自身的叙述与逻辑便极易因传染而随之变化，尤其是当面对的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叙述语言时，初学写作者往往会轻易的迷失掉自己。不单是胡坚，在急躁地嚷着出名要趁早的年代，绝大多数的少年写作者都并不具备自己的语言与思维，而又急于求成，于是一味模仿变成了一条终南捷径。临摹之作也好，空洞乏味也好，从张悦然的苍白无力到郭敬明似的拷贝专家，写作已经失去了创作的可能性，而沦落为一种商业化的批量制造。诚然，这种制造仍然离不开个人的行为，于是人谁的制造技术最好最像模像样谁就被吹捧为“天才”。在这个“天才”泛滥成灾的时代，“天才”的含金量也往往遭到质疑，因而“天才”们便更加急切地制造出印证“天才”的商品。恶性循环由此形成。于是，被呼为“天才”的胡坚很快的就陷没了。其实，从胡坚的走红到陷没，新概念、身体写作、问题少女、垮掉的一代、八十后、一波一波的炒作热潮仍然在不断的掀起，巨大的商业背景使大多数写作都沦落为“视觉狂欢”，派对中的少男少女们激情澎湃，任由各种思潮不经过滤的在头脑里跑车，只顾在迷醉中建造自己的“空中楼阁”。胡坚的小说大多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状态上的，他运用王小波的语境和思想沉积，彻底的玩了把语言游戏，然后在名人们煞有介事的吹捧或不知就里的赞扬声中埋头窃笑。胡坚从一开始就与炒作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如果说这其中也有挣扎摇摆的话，那就是胡坚的杂文集《独木桥上的报告》。在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些独立思想的影子，一些知识分子对商业写作的拒斥姿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是这些杂文，而是那些最具小资色彩的文章被冠以“愤青时代”的书名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作为通俗读物，《杨家将》、《岳飞传》还算是成功的，但它们的意义充其量只能是给了愤青一巴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上秉承王小波风格的同时，胡坚也并没有能力摆脱其冗烦而有欠精炼的缺点，行文推进方法单一，局部好看，整体却显凌乱。可以说即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甚微，游戏化的逻辑造成夸张的戏剧冲突，而由于叙述语言的局限性，无法涉及人物细微的内心世界。由语言驱动的文字游戏，必将减弱，直至微乎其微再到消失。应该说胡坚的知识面还是非常渊博的，其杂文可读性亦很强。但在小说的创作上，其却不得不暂时歇下来，因为至少现在看来，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无法真正涉及自己内心的真实，而必须等到能够表达自我而不是幽默文字堆砌的创作时，才算真正走出了自己划定的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