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5)

户籍制度改革趋向城市化，地方层面兴起了推进城市化的**，学术界在讨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产业界则在摩拳擦掌——盯住掌握权力的官员展开“公关”，拿到廉价的土地，然后从银行贷款开发一个社区，赚回更多的钱。从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开始，IT高新科技园、大学城、工业园、县改市、撤乡建镇、撤镇并镇，任何一个新名词的出现都意味着农田的消失。有关统计显示：仅1992年一年，“开发区热”就占掉了耕地2400万亩。乡村变成了城市，田野变成了高楼，一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开发区”为名圈地，但是这种圈地运动式的城市化，却没有把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过去“农转非”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在于“吃商品粮”，政府责成征地单位负责安排工作，如今商品粮和其他福利性的补贴早已不复存在，政府已经无力再为城市居民安排工作，更何况新入城的农民。用土地换来的一纸城市户口，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进城后的住房、就业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社会环境变了，安置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征地补偿依然是非市场化的、强制性的行政标准，再扣除村集体、乡镇政府以及和各部门所得，最后落到农民手中的一次性了断补偿极其有限，大约仅占征地价的25-30%。这种不公平的土地与城市户口的交换，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进行，往往是强制性的。如果说进城打工的农民还有回乡的选择，那么落入“农转非”的农民们则已是彻底无路可逃。为了国家工业化的梦想，农民曾经交出土地上的收获，当城市化梦想来临的时候，农民交出的则是土地。拥有土地长期使用权、经营权和大部分受益权以及部分处理权的农民，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并不知道自己对土地有多少发言权，不知道土地到底值多少钱。土地价值的闷棍还没反应过来，有了城市户口的农民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残酷的就业竞争，他们的素质技能在城市里明显处于劣势，很多人因为在城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而沦为城市新的流民。和九十年代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同，流民的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低。农村包围城市，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格局却是截然相反：城市向农村侵袭。学术界描述的城市化是“人口的城市化”，即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向农村侵袭，拿走的是农村稀缺的土地而不是农村富裕的劳动力。未来5年到1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经济发展对耕地的占用还将保持较高的需求。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从1997年到2010年，全国共安排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950亩，其中95%以上为集体土地。据测算，将有近2000万被征地农民需要安置。但面对各地已然兴起的城市化热潮，这个数字还过于乐观。有传媒报道了部分地方政府的城市化计划：山西，建好一个现代化大城市，搞好5个城市群，发展100个小城镇；广西，“十五”期间城市化要“采取超常规速度向前发展”，城市人口比重由20%增至28%；河北，拟将城镇人口比重从目前的提高到2005年的37%和2010年的43%；江苏，城市人口比重由1999年的提高到2005年的45%；湖北，2005城市人口指标是38%；广东，2010年城市人口指标计划达到50%。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全新的城镇化大战略，其目标是转移农村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中国最浩大的“农转非”工程。城市大门对农民敞开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是让农民进来挣钱，然后再返回乡村，而是要让农民转为市民，面对这个大跨度的转型，农民还将付出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那是另一场远征——农民到市民的远征。（完稿于2002年7月21日蛇口）参考文献：《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温铁军2001年10月《中国如何应对高失业率的挑战》胡鞍钢2002年7月17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罗小韵提供2002。6《城市化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陈廷暄2002年7月8日《流民的诞生》2002年4月18日南方周末2002-09-25中新社消息：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十年降一成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4%。而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