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城市怎么了(1)(图)

（视觉记录与影像选择）农民工在城市怎么了——我看张新民的《包围城市》陈映芳社会研究的影像视角图像在现代社会中正处于一种不无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现代传媒全面视觉化，这使得图像倍受宠爱。与此同时，随着视觉技术的日常化、商品化，视觉化的媒体信息越来越难以摆脱被轻视的命运，像视觉化的演唱组、音乐作品（MTV）被有些人认为是伪音乐，视觉化的杂志被认为是迎合读者消费心理的商业化刊物。而“视觉化”倾向的这样一种两义性最突出的表现还在于：一般人对于活字∕语言的价值远高于图像这一点确信不疑。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活字∕语言才能到达事物的内涵、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样一种观念，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中可谓根深蒂固。今天的以观察、研究社会为业的研究者们，大多在回避将视觉用作为描述社会事实的手段。除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插图或者表明数据和逻辑关系的图表外，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的教科书和研究成果中，人们很少使用图像，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描述手段。学者们习惯于依赖语言和逻辑的抽象化来记述社会事实。其实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以社会学为例，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早就曾强调：“没有什么比眼睛更能充当社会学的工作了。”而早期的社会学界也不乏将图像应用于研究的先例，像《美国社会学》杂志初期的20多期中，照片作为视觉资料曾被频频用以论文之中。但是后来随着社会学内部强调理论逻辑、强调社会结构功能的倾向的增强，照片渐渐地从学术刊物中消失，“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以及生物学∕心理学等感知社会的途径、方法，渐渐被主流社会学所淡化。所以，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作为社会知识的“社会事实”，基本上都是用语言∕逻辑建构起来的。与此相对应，现实中的种种社会存在，统统被各门学科拿去演化为专业概念，譬如进城谋生活的农民们，是人口学中的“流动人口”、经济学中的“廉价劳动力”、行政学中的“人力资源”、“外来人口”、社会学中的“农民工”、“弱势群体”……至于他们作为一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原生态的社会状况，包括他们的生存状态、表情姿势等等，研究者们似乎无暇细看，又好像全知道。在这里讲这些，我是想说明：作为摄影家的张新民所做的事，其实原本是研究社会的人早就该做的工作。在今天，关于“流动人口”“进城农民”之类，文人学者的论文、专著、报道之类的文字，多到近于泛滥，但像张新民这样真正用眼睛去看、用镜头去纪录、用图像来描述，且用心将这一切当作事业去做的，少而又少。“农民工”给出的难题虽然说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摄影家们一直在实践纪实摄影，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关注现实社会的纪实作品，对于人们如何用眼睛去观察、认识社会深具启迪意义。但是，《包围城市》依然值得我们关注，不仅由于张新民所拍摄的是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更因为这个群体对于我们（作为纪录者、研究者的所有的“城市人”）而言，是具有特殊意味的一个群体。一般来说，当我们观察某个社会群体的时候，相应的观念会影响、确定我们的视线，而镜头在拍摄、纪录对象的同时，也会暴露出拍摄者的视线及观念：鄙夷的、怜悯的、关怀的、敬仰的……这样一种潜在的关联，事实上限制了我们的纪录和观察。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我们可以以较为确定的视线去面对他们，而对另外一些群体，我们就可能很难以确定的视线去面对并记录他们。例如当我们到乡村去考察农民，虽然我们多少会觉得村民是很土、很可怜的“乡下人”。但毕竟村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居住在“遥远的”（心理距离）的乡村，我们只是偶尔到那里去转一圈，然后拔腿就可走人。而且，另一方面，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文学熏陶，又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力，让我们可以将村民们想象为诚朴、勤劳的大地之子，现实中他们还遭遇着制度的不公（但那不是我们个人之过）。于是当我们在乡村面对他们时，在观念上、心理上，我们足可以以关怀的、怜悯的视线去面对那些村民。做这些，无论是对于摄影家来说，还是对于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都不太难。也所以，我们可以在各种视觉的或文字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单纯朴实的、辛劳奉献的、承受着中华民族灾难的农民形象。这些既与他们所处的乡村背景相谐调，在欣赏这一切时我们也很容易获得精神上的某种平衡。即使像某些特殊的边缘群体，如越轨群体，当摄影家、社会学研究者面对那些被贴有不良社会标签的对象时，如果我们有意要去发现、纪录下他们的“善良的”本质、或他们的由于“社会之恶”而造成的“无辜”、“无奈”的一面，也不甚困难。无论是鄙视他们还是同情、理解他们，观察者的观念及其视线都自然而然，也不难引起社会的共鸣。一些激进的社会学家做过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摄影家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是如今，“农民工”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面对那些进城的“农民”，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视线，这似乎成了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