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皆过火，尽是癫狂(5)

香港动作片都充斥着类似的虚假。即若外貌毫无杀伤力的市民，都会懂得功夫；只余半条人命的，可以突然像没事人一样在车顶打空翻；给痛殴后，即时出现吓人的瘀伤；要是谁手上有枪，定有人会变成人质，枪又会抵住人质的太阳穴；枪战的关键时刻，定有人用光子弹；枪战中受伤的警察，再露面时前额定然贴上小块纱布；打断手臂的人仍能继续打斗，更会击败对手；武功比拼后口淌血者，往往命不久矣；受伤后有时竟可奇迹般复原，像主角腿部捱了子弹雪雪呼痛，几个镜头后见他一拐一拐，再几个镜头后腿像换过那样行动如常，只红了一小片。大众电影的要素，除趣味粗鄙，用画面交代故事外，还提供官能刺激与煽情效果，以及把生动的片段配合调子急转弯，还有行之有效的传统做法等。然而，拥有这些威力得付出代价。鉴于娱人的东西都偏爱戏剧性，又爱包罗所有吸引人的东西，所以出现有问题的意识和倾向该是意料中事。譬如港片都很残暴野蛮，女人在多数动作片中都吃尽苦头，即使有女侠片传统亦无补于事。虽然有人会开脱说当地犯罪率低，观众不大可能模仿影片所见，但港片把强奸、殴打及杀戳等行为视作等闲的态度，也许对社会有更深远的影响。此外，香港电影也包含歧视成分：非亚洲人(尤其黑人)往往**贪婪；有的亚洲人(如在香港随处可见的菲律宾人)却几乎无影无踪。其次，对法治与司法的态度以盲目居多，一而再的视警察(即使那是主角)虐打疑犯为理所当然。港片在追求官能刺激的同时，亦变得渲染哗众。再者，港片像大部分亚洲流行文化一样，都会有幼稚得无聊的时候，《重庆森林》中的警察，家里居然放满猫咪毛公仔；当红玉女明星袁咏仪，竟为自己的米奇老鼠收藏品自豪。港片纵然不像日本娱乐文化那样要么是极暴力要么是看腻人的趣致物事，但两者通常都会觉得长大便是要有侵略性，而温柔的惟一方式，便是倒退回童稚状态。还有，港片多数只知套用传统手法，没有积极面对和更新传统。而且，搞笑场面配上太多不相关的滑稽音乐；夸大的视觉效果亦太滥，慢镜与夸张的镜头角度特多。为了紧抓观众的注意力，香港电影往往炮制得过分忙碌，能使大众电影肌理更丰富的思索空间则欠奉。香港导演无疑掌握某些技巧极到家，尤其懂得以激烈动作制造紧张气氛，但却往往不肯摸索其他方向。他们纵容观众，使观众对密集的刺激过瘾场面不知厌足，自己也往往走进了死胡同。但香港电影纵使有着上述缺点，却仍具备无论高雅或通俗，现代或古典艺术皆推崇的素质。他们有精妙的结构(如前后呼应的主题、对位并行的故事)，有实用的风格美(如大胆的剪接、动感的构图)，有强烈的表现力(通过色调的控制及令人兴奋的动感)，有诉诸普遍的情绪与经验(如寂寞、不公义、渴求爱情、为死者复仇等)，也有原创性(如不断把传统手法转化的导演，包括风格各异的胡金铨、吴宇森、徐克及王家卫)。个中多数优点，都与电影的大众性相关，影片一旦具备了这些优点，大抵便能吸引广大观众。这些素质不会中和电影中那些社会或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意识，但由于需要利用潮流，需要重复及翻新既有方式——但一定不会走观众抗拒的方向，因此大众电影不大可能全都是导人向善的。要调配大堆吸引观众的元素，就必须要有技艺。有的知识分子很会大讲电影或流行音乐的文化意义，但却根本不在乎其背后的艺匠所用的方法。也许他们认为炮制既刺激过瘾又会催泪的片子，是件简单不过的事情。他们应该亲自试试。不曾试过拍出一场通畅的戏，不曾写过合格的曲子，不曾画过好看的漫画，才会觉得大众娱乐是轻而易举的事。能够做个称职的导演，也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的年轻导演若能研究一下类似洛夫(RoyDelRuth)般的好莱坞黄金时期导演，当会有所收获。安德鲁·沙里斯曾经指出：“伟大的导演起码得是个优秀的导演。”而且，技术精湛的导演不可能只懂墨守成规，因没有两个情况会完全相同。经验老手不只知晓惯常手法与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懂得将之应用在新的情况之中——也许先制造难题，再巧妙地克服它。技艺要求灵活与变通，想像力少一点也不行。普及美学所推崇的直接及震撼效果，往往是精雕细琢不露痕迹地制造出来的。娱乐片的艺匠在明确规范内运用想像力，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雕琢”的过程。不惜一切追求创意到头来可能变成烂摊子，但默默改良传统手法，不仅能使艺术形式更丰富，还可使观众的感性更敏锐。更何况，大众电影的导演也会创新：胡金铨在《侠女》中的剪接方式，没有理会镜头连接的一般要求，重新塑造了他所承袭的传统。给自己制造技艺的难题，然后以创新又老练，却又绝对能让人明白的方式去解决。大众电影的这种做法，与前卫电影的破格实验，可谓各有千秋。要明了大众电影的艺匠如何炮制大堆吸引人的元素，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形式与风格。大家在细心观察之余，还要把大众电影视作一个整体，以找出使其格局统一起来(与否)的原因。此外，也得探究其时刻改变中的肌理。而仔细分析**(像《热血最强》中Shirley离开Kelvin一段)之余，低调的片段亦不要放过。大家应尽量通过文字与剧照，道出某场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