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当年西方的香港热(3)(图)

邵逸夫监督的是一个兴旺忙碌的大片场，有大量长期签约员工。邹文怀想出承包制，使他可投资个别独立制作，减省了经常开支。两人的策略，都适合当时本地及东南亚的时势。身为独立监制的张家振，则是香港首名跟美国连系的重要人物。他可以跟美国签约，准时提交完成的影片，亦为旗下影星敲开美国大门。有国际人物如他，香港电影工作者便可加入那惟一真正全球化的电影业，开始打入全球市场。

《浪漫风暴》(TrueRomance，1993)有一个模仿无数港片出现过的场面：三主角以手枪互指，僵持不下。该片编剧塔伦蒂诺也在自己执导的《落水狗》(ReservoirDogs，1992)中，炮制了相似场面，同时一并借用林岭东《龙虎风云》(1987)的卧底情节。《佐罗的面具》(TheMaskofZorro，1998)那披上斗篷的主角，在敌人头上翻筋斗。《骇客帝国》(TheMatrix，1999)在反乌托邦的网络世界中，大玩功夫及吴宇森式的枪战。电子游戏与漫画亦一同把成龙当做主角，而角色扮演的电子游戏，则邀请参加者担当反黑警察或功夫高手。像WuTangClan(武当派)那样的“嬉哈”(hip-hop)乐队，更抽取武侠片元素填词。而电视片集《伏魔玉罗刹》(Xena，WarriowPrincess)的战士都懂得功夫，洪金宝则在电视片集《过江龙》(MartialLaw)中大显身手。

只需稍为留意任何一种流行媒介，几乎都可发现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这潮流始于70年代初，是时，以黑人观众为对象的剥削电影大受功夫片影响，好莱坞的习惯打法也因功夫片面目一新。李小龙象征了反叛青少年与民族自豪，成为超越时空的符号。传记片《李小龙传》(Dragon，1993)之中，种族歧视及要成为神话战士的使命，迫得李小龙几乎发疯。即使是李小龙的海报，已可成为偶像化身：《周末狂热》(SaturdayNightFever，1977)里他眉头深锁，俯视约翰·特拉沃尔塔在悉心打扮；他在《一举成名》(BoogieNights，1997)中，也启迪了天真的小电影明星德克·狄勒(DirkDiggler)。

即使实验性较强的影片，也对功夫片着了魔。功夫热潮初起时，便有境遇主义(Situationism)的支派制作了《辩证法可否碎砖？》(Ladialectiquepeut-ellecasserdesbriques？1973)，重新为功夫片《唐手跆拳道》(1972)配上字幕，把情节颠倒过来。武士与女仆的**插曲，变成迷恋商品的讨论；官老爷大言不惭，竟声称要派出社会学家、精神病医生及结构主义者，甚至“我的福柯们！我的拉康们！”，来镇压叛乱。《女飞贼再现江湖》(IrmaVep，1996)于20年后出现，把香港与法国的普及与前卫传统挂起勾来(图)。

《女飞贼再现江湖》起用张曼玉，重新演绎弗亚德(Feuillade)的默片《蝙蝠党》。片末，她的影像受到字母派(Lettrism)式的磨损

观众与电影人何以迷上港片？正派体面的西方影评人对此一直摸不着头脑。打从开始，那些品味监护人便对港片嗤之以鼻，可到了90年代初，港片纵使几乎给主流报刊全然漠视，但却吸引到一批狂热追随者。对种种批评港片粗糙的说法，影迷不以为忤继续全情投入，更推出影迷杂志和网页，以既敬畏复挑衅，又带着改变信仰的热情追捧港片。娱乐电影催生了平民化的影迷文化，地下品味推波助澜，香港电影终于走入主流。90年代中，《时代杂志》与《新闻周刊》异口同声称许吴宇森和徐克的好莱坞首作。大家不禁要问：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与北美所推崇的亚洲电影，都是日本电影，港片几乎默默无闻，至70年代初连串功夫片出现后才有改观。功夫片热潮最初出现时，港片是傻子都看得懂的有趣东西。是时，外国记者蜂拥走到清水湾，邵逸夫给他们大谈奇闻轶事，又领他们参观邵氏影城，更给他们介绍自己家小。但有关他的报导，几乎清一色都带贬意，甚至一开始便拿他名字开玩笑，如有文章标题：“WhatMakesRunRunRun？”【RunRun是邵逸夫的英文名字，标题的意思是：邵逸夫何以干个不停？——译者注】。那时，多数西方记者都认为香港制作既粗鄙又幼稚，至今此一想法仍没怎样变过。看过早期两出空手道进口片后，《纽约时报》的文森特·肯比挺自信地把整个功夫片类型批评得体无完肤。依他之见，功夫片糟糕得可笑，英语配音“显然刻意引人发噱”，打斗夸张失实，李小龙“看似满布蜂螫的阿兰·德龙”。与黑泽明成本高昂的剑斗场面相比，吵闹的功夫片无疑显得空洞乏味。

可少数影评人却支持港片。纪·包古(GuyBraucourt)在法国电影期刊率先为武侠片的情节作结构分析；独具慧眼的影评人汤尼·雷恩开始为英国电影学院的《电影月报》(MonthlyFilmBulletin)撰文，评论唐人街放映的影片。另一伦敦记者惠莲娜·葛利丝娜(VerinaGlaessner)于1974年出版《功夫：复仇电影》一书，对功夫类型有敏锐的评述。与此同时，哲学家兼社会学者查奕恩亦跑来香港做研究，并以其洞察力，评估了香港电影在本地文化的位置。

外界对香港电影的关注，终于促使西方影评人承认胡金铨杰出的艺术成就。胡金铨是香港重要导演，作品《侠女》在亚洲公映4年后，于1975年赢得戛纳的特别技术奖。伦敦国立电影院随而安排胡金铨回顾展，但香港其他有名望的制作，并无因此多了曝光的机会。除了如《父子情》(1981)及《投奔怒海》(1982)等少数例外，新浪潮作品几乎无人问津。纵使香港国际电影节每年出版资料丰富的双语特刊，但西方电影文化界大都不闻不问。